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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体育学院运动与文化艺术学院（官方网站：http://www.tjtwy.cn/）是2004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成立的独立学院，是以培养我国急需的艺术类及体育类人才为主要办学定位的本科普通高等学校。校区位于天津市蓟县，坐落于国家重点5A级名胜风景区–盘山脚下。

天津体育学院运动与文化艺术学院依托天津体育学院优质的办学资源，按照新型办学模式和运行机制与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强强联手，依托北音18年艺术教育积淀和丰富的办学经验，顺应社会发展，创新京津区域教育合作模式，形成教育区域化与国际化协调发展的全新机制，培养具有时代特征的应用型、复合型、原创型、管理型高级艺术人才。

天津体育学院运动与文化艺术学院的院长李罡，同时也是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的创始人兼院长。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官方网站公布的2011年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独立学院名单中可以看到天津体育学院运动与文化艺术学院是经国家批准设立的独立学院，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26号《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独立学院，是指实施本科以上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与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合作，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的实施本科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独立学院是民办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公益性事业。

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官方网站：http://www.bjcma.com/）是一所顺应时代发展，以培养音乐传媒、国际演艺、影视娱乐等应用型、复合型、原创型、管理型人才为主要办学定位的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学院创立于1993年。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目前只有北京通州校区（北京市通州区云景南大街68号）、天津蓟县盘山校区（天津市蓟县盘山大道68号）两个校区。

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盘山校区（简称北音盘山校区，即天津体育学院运动与文化艺术学院）位于蓟县国家 5A 级景区盘山脚下的许家台乡盘山大道6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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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所著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原载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年第3卷第2期独乐寺专号。

全文阅读可以到中国国家图书馆。

下面是《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原文节选：

　　一总论
　　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在我国已发现之古木建筑中，固称最古，且其在建筑史上之地位，尤为重要。统和二年为宋太宗之雍熙元年，
　　北宋建国之第二十四年耳。上距唐亡仅七十七年，唐代文艺之遗风，尚未全靡；而下距《营造法式》之刊行尚有百十六年。《营造法式》实宋代建筑制度完整之记载，而又得幸存至今日者。观音阁山门，其年代及形制，皆适处唐宋二式之中，实为唐宋间建筑形制蜕变之关键，至为重要。谓为唐宋间式之过渡式样可也。
　　独乐寺伽蓝之布置，今已无考。隋唐之制，率皆寺分数院，周绕回廊参阅梁思成《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今观音阁山门之间，已无直接联络部分；阁前配殿，亦非原物，后部殿宇，更无可观。自经乾隆重修，建筑坐落于东院，寺之规模，便完全更改，原有布置，毫无痕迹。原物之尚存者惟阁及山门。
　　观音阁及山门最大之特征，而在形制上最重要之点，则为其与敦煌壁画中所见唐代建筑之相似也。壁画所见殿阁，或单层或重层，檐出如翼，斗栱雄大。而阁及门所呈现象，与清式建筑固迥然不同，与宋式亦大异，而与唐式则极相似。
　　熟悉敦煌壁画中净土图者，若骤见此阁，必疑身之已入西方极乐世界矣。
　　其外观之所以如是者，非故仿唐形，乃结构制度，仍属唐式之自然结果。而其结构上最重要部分，则木质之构架——建筑之骨干——是也。
　　其构架约略可分为三大部分；柱，斗栱，及梁枋。
　　观音阁之柱，权衡颇肥短，较清式所呈现象为稳固。山门柱径亦如阁，然较阁柱犹短。至于阁之上中二层，柱虽更短，而径不改，故知其长与径，不相牵制，不若清式之有一定比例。此外柱头削作圆形，柱身微侧向内，皆为可注意之特征。
　　斗栱者，中国建筑所特有之结构制度也。其功用在梁枋等与柱间之过渡及联络，盖以结构部分而富有装饰性者。其在中国建筑上所占之地位，犹柱式(order)之于希腊罗马建筑；斗栱之变化，谓为中国建筑制度之变化，亦未尝不可，犹柱式之影响欧洲建筑，至为重大。
　　唐宋建筑之斗栱以结构为主要功用，雄大坚实，庄严不苟。明清以后，斗栱渐失其原来功用，日趋弱小纤巧，每每数十攒排列檐下，几成纯粹装饰品，其退化程度，已陷井底，不复能下矣。观音阁山门之斗栱，高约柱高一半以上，全高三分之一，较之清式斗栱——合柱高四分或五分之一，全高六分之一者，其轻重自可不言而喻。而其结构，与清式宋式皆不同；而种别之多，尤为后世所不见。盖古之用斗栱，辄视其机能而异其形制，其结构实为一种有机的，有理的结合。如观音阁斗栱，或承檐，或承平坐，或承梁枋，或在柱头，或转角，或补间，内外上下，各各不同楼阁外周之露台，古称“平座”。斗栱之在屋角者为“转角铺作”，在柱与柱之间者为“补间铺作”。（——梁思成原注），条理井然。各攒斗栱，皆可作建筑逻辑之典型。都凡二十四种，聚于一阁，诚可谓集斗栱之大成者矣!
　　观音阁及山门上梁枋之用法，尚为后世所常见，皆为普通之梁，无复杂之力学作用。其与后世制度最大之区别，乃其横断面之比例。梁之载重力，在其高度，而其宽度之影响较小；今科学造梁之制，大略以高二宽一为适宜之比例。按清制高宽为十与八或十二与十之比，其横断面几成正方形。宋《营造法式》所规定，则为三与二之比，较清式合理。而观音阁及山门(辽式)则皆为二与一之比，与近代方法符合。岂吾侪之科学知识，日见退步耶!
　　其在结构方面最大之发现则木材之标准化是也。清式建筑，皆以“斗口”斗栱大斗安栱之口为“斗口”。（——梁思成原注）
　　为单位，凡梁柱之高宽，面阔进深之修广，皆受斗口之牵制。制至繁杂，计算至难；其“规矩”对各部分之布置分配，拘束尤甚，致使作者无由发挥其创造能力。
　　古制则不然，以观音阁之大，其用材之制，梁枋不下千百，而大小只六种。此种极端之标准化，于材料之估价及施工之程序上，皆使工作简单。结构上重要之特征也。
　　观音阁天花，亦与清代制度大异。其井口甚小，分布甚密，为后世所不见。而与日本镰仓时代遗物颇相类似，可相较鉴也。阁与山门之瓦，已非原物。然山门脊饰，与今日所习见之正吻不同。其在唐代，为鳍形之尾，自宋而后，则为吻，二者之蜕变程序，尚无可考。山门鸱尾，其下段已成今所习见之吻，而上段则尚为唐代之尾，虽未可必其为辽原物，亦必为明以前按原物仿造，亦可见过渡形制之一般。砖墙下部之裙肩，颇为低矮，只及清式之半，其所呈现象，至为奇特。山西北部辽物亦多如是，盖亦其特征之一也。
　　观音阁中之十一面观音像，亦统和重塑，尚具唐风，其两傍侍立菩萨，与盛唐造像尤相似，亦雕塑史中之重要遗例也。
　　蓟县在北平之东百八十里。汉属渔阳郡，唐开元间，始置蓟州。五代石晋，割以赂辽，其地遂不复归中国。金曾以蓟一度遣宋，不数年而复取之。宋元明以来，屡为华狄冲突之地；军事重镇，而北京之拱卫也。蓟城地处盘山之麓。盘山乃历代诗人歌咏之题，风景幽美，为蓟城天然之背景。蓟既为古来重镇，其建置至为周全，学宫衙署，僧寺道院，莫不齐备。而千数百年来，为蓟民宗教生活之中心者，则独乐寺也。寺在城西门内，中有高阁，高出城表，自城外十余里之遥，已可望见。每届废历三月中，寺例有庙会之举，县境居民，百数十里跋涉，参加盛会，以期“带福还家”。其在蓟民心目中，实为无上圣地，如是者已数百年，蓟县耆老亦莫知其始自何年也。独乐寺虽为蓟县名刹，而寺史则殊渺茫，其缘始无可考。与蓟人谈，咸以寺之古远相告；而耆老缙绅，则或谓屋脊小亭内碑文有“贞观十年建”字样，或谓为“尉迟敬德监修”数字，或将二说合而为一，谓为“贞观十年尉迟敬德监修”者，不一而足。“敬德监修”，已成我国匠人历代之口头神话，无论任何建筑物，彼若认为久远者，概称“敬德监修”。至于“贞观十年”，只是传说，无人目睹，亦未见诸传记。即使此二者俱属事实，亦只为寺创建之时，或其历史中之一段。至于今日尚存之观音阁及山门，则绝非唐构也。
　　蓟人又谓：独乐寺为安禄山誓师之地。“独乐”之名，亦禄山所命，盖禄山思独乐而不与民同乐，故尔命名云。蓟城西北，有独乐水，为境内名川之一，不知寺以水名，抑水以寺名，抑二者皆为禄山命名也。
　　寺之创立，至迟亦在唐初。《日下旧闻考》引《盘山志》云同治十一年李氏刻本《盘山志》无此段。（——梁思成原注）：
　　
　　独乐寺不知创自何代，至辽时重修。有翰林院学士承旨刘成碑。统和四年孟夏立石，其文曰：“故尚父秦王请谈真大师入独乐寺，修观音阁。以统和二年冬十月再建，上下两级，东西五间，南北八架大阁一所。重塑十一面观音菩萨像。”
　　自统和上溯至唐初三百余年耳。唐代为我国历史上佛教最昌盛时代；寺像之修建供养极为繁多，而对于佛教之保护，必甚周密。在彼适宜之环境之下，木质建筑，寿至少可数百年。殆经五代之乱，寺渐倾颓，至统和(北宋初)适为须要重修之时。故在统和以前，寺至少已有三百年以上之历史，殆属可能。

　　刘成碑今已无可考，而刘成其人者，亦未见经传。尚父秦王者，耶律奴瓜也查辽史，统和四年碑上提到的“故尚父秦王”应是韩匡嗣，而不是开泰初(公元1012—1021年)始加尚父的耶律奴瓜。（——莫宗江注）。按辽史本传，奴瓜为太祖异母弟南府宰相苏之孙，“有膂力，善调鹰隼”，盖一介武夫。统和四年始建军功。六年败宋游兵于定州，二十一年伐宋，擒王继忠于望都。当时前线乃在河北省南部一带，蓟州较北，已为辽内地，故有此建置，而奴瓜乃当时再建观音阁之主动者也。
　　谈真大师，亦无可考，盖当时高僧而为宗室所赏识或敬重者。观音阁之再建，是在其监督之下施工者也。
　　统和二年，即宋太宗雍熙元年，公元984年也。阁之再建，实在北宋初年。《营造法式》为我国最古营造术书，亦为研究宋代建筑之惟一著述，初刊于宋哲宗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营造法式》初刊于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莫宗江注），上距阁之再建，已百十六年。而统和二年，上距唐亡(昭宣帝天佑四年，公元907年)仅七十七年。以年月论，距唐末尚近于法式刊行之年。且地处边境，在地理上与中原较隔绝。在唐代地属中国，其文化自直接受中原影响，五代以后，地属夷狄，中国原有文化，固自保守，然在中原若有新文化之产生，则所受影响，必因当时政治界限而隔阻，故愚以为在观音阁再建之时，中原建筑若已有新变动之发生，在蓟北未必受其影响，而保存唐代特征亦必较多。如观音阁者，实唐宋二代间建筑之过渡形式，而研究上重要之关键也。
　　阁之形式，确如碑所载，“上下两级，东西五间，南北八架”。阁实为三级，但中层为暗层，如西式之Mezzanine。故主要层为两级，暗层自外不见。南北八架云者，按今式称为九架，盖谓九檩而椽分八段也。
　　自统和以后，历代修茸，可考者只四次，皆在明末以后。元明间必有修茸，然无可考。
　　万历间，户部郎中王于陛重修之，有《独乐大悲阁记》，谓：……其载修则统和已酉也。经今久圮，二三信士谋所以为缮葺计；前饷部柯公《蓟州志》。柯维蓁，万历中任是职，王于陛之前任。（——梁思成原注），实倡其事，感而兴起者，殆不乏焉。柯公以迁秩行，予继其后，既经时，涂暨之业斯竟。因赡礼大士，下睹金碧辉映，其法身庄严钜丽，围抱不易尽，相传以为就刻一大树云。
　　按康熙《朝邑县后志》：王于陛，字启宸，万历丁未进士。以二甲授户部主事，升郎中，督饷蓟州。丁未为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5年)。其在蓟时期，当在是年以后，故其修葺独乐寺，当在万历后期。其所谓重修，亦限于油饰彩画，故云“金碧辉映，庄严钜丽”，于寺阁之结构无所更改也。明清之交，蓟城被屠三次，相传全城人民，集中独乐寺及塔下寺，抵死保护，故城虽屠，而寺无恙，此亦足以表示蓟人对寺之爱护也。
　　王于陛修葺以后六十余年，王弘祚复修之。弘祚以崇祯十四年(公元1614年)“自盘阴来牧渔阳”。入清以后，官户部尚书，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晋秩司农，奉使黄花山，路过是州，追随大学士宗伯菊潭胡公来寺少憩焉。风景不殊，而人民非故；台砌倾圮，而庙貌徒存。……寺僧春山游来，讯予(弘祚)曰，‘是召棠冠社之所凭也，忍以草莱委诸?’予唯唯，为之捐资而倡首焉。一时贤士大夫欣然乐输，而州牧胡君《蓟州志》。胡国佐，三韩人。修学宫西庑戟门，有记。升湖广德安府同知，去任之日，民攀辕号泣，送不忍舍，盖德政有以及人也。（——梁思成原注），毅然劝助，共襄盛举。未几，其徒妙乘以成功告，且曰宝阁配殿，及天王殿山门，皆焕然聿新矣”(《修独乐寺记》)。
　　此入清以后第一次修葺也。其倡首者王弘祚，而“州牧胡君”助之。当其事者则春山妙乘。所修则宝阁配殿，及天王殿山门也。读上记，天王殿山门，似为二建筑物然者，然实则一，盖以山门而置天王者也。以地势而论，今山门迫临西街，前无空地，后距观音阁亦只七八丈，其间断不容更一建筑物之加入，故“天王殿山门”者，实一物也。
　　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于寺内东偏……建立坐落，并于寺前改立栅栏照壁，巍然改观”(《蓟州沈志》卷三)。是殆为寺平面布置上极大之更改。盖在此以前，寺之布置，自山门至阁后，必周以回廊，如唐代遗制。高宗于“寺内东偏”建立坐落，“则寺内东偏”原有之建筑，必被拆毁。不惟如是，于“西偏”亦有同时代建立之建筑，故寺原有之东西廊，殆于此时改变，而成今日之规模。“巍然改观”，不惟在“栅栏照壁”也。
　　乾隆重修于寺上最大之更动，除平面之布置外，厥惟观音阁四角檐下所加柱，及若干部分之“清式化”。阁出檐甚远，七百余年，已向下倾圮，故四角柱之增加，为必要之补救法，阁之得以保存，惟此是赖。关于此次重修，尚有神话一段。蓟县老绅告予，当乾隆重修之时，工人休息用膳，有老者至，工人享以食。问味何如，老者曰：“盐短，盐短！”盖鲁班降世，而以上檐改短为不然，故曰“檐短”云。按今全部权衡，上檐与下檐檐出，长短适宜，调谐悦目，檐短之说，不敢与鲁班赞同。至于其他“清式化”部分，如山花板、博脊及山门雀替之添造，门窗扇之修改，内檐柱头枋间之填塞，皆将于各章分别论之。
　　高宗生逢盛世，正有清鼎定之后，国裕民安，府库充实；且性嗜美术，好游名山大川。凡其足迹所至，必重修寺观，立碑自耀。唐宋
　　古建筑遗物之毁于其“重修”者，不知凡几，京畿一带，受创尤甚。而独乐寺竟能经“寺内东偏”坐落之建立，观音阁山门尚侥幸得免，亦中国建筑史之万幸也。
　　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两宫回銮”之后，有谒陵清东陵，在蓟东遵化县境。(——梁思成原注)盛典，道出蓟州。独乐寺因为坐落之所在，于是复加修葺粉饰。此为最后一次之重修，然多限于油漆彩画等外表之点缀。骨干构架，仍未更改。今日所见之外观，即光绪重修以后之物。
　　有清一代，因坐落之关系，独乐寺遂成禁地，庙会盛典，皆于寺前举行。平时寺内非平民所得入，至清末遂有窃贼潜居阁顶之轶事。贼犯案年余，无法查获，终破案于观音阁上层天花之上；相传其中布置极为完善，竟然一安乐窝。其上下之道，则在东梢间柱间攀上，摩擦油腻,尚有黑光，至今犹见。鼎革以后，寺复归还于民众，一时香火极盛。民国六年，始拨西院为师范学校。十三年，陕军来蓟，驻于独乐寺，是为寺内驻军之始。十六年，驻本县保安队，始毁装修。十七年春，驻孙殿英部军队，十八年春始去。此一年中，破坏最甚。然较之同时东陵盗陵案，则吾侪不得不庆独乐寺所受孙部之特别优待也。
　　北伐成功以后，蓟县党部成立，一时破除迷信之声，甚嚣尘上，于是党委中有倡议拍卖独乐寺者。全蓟人民，哗然反对，幸未实现。不然，此千年国宝，又将牺牲于“破除迷信”美名之下矣。
　　民国二十年，全寺拨为蓟县乡村师范学校，阁，山门，并东西院坐落归焉。东西院及后部正殿，皆改为校舍，而观音阁山门，则保存未动。南面栅栏部分，围以土墙，于是无业游民，不复得对寺加以无聊之涂抹撕拆。现任学校当局诸君，对于建筑，保护备至。观音阁山门十余年来，备受灾难，今归学校管理，可谓渐入小康时期，然社会及政府之保护，犹为亟不容缓也。

蓟县北少林寺是历史记载最明确的少林寺分院，但遗址在抗日战争中被毁。据《蓟县志》记载，北少林寺原名法兴寺，后又叫北少林禅寺，地处天津蓟县盘山东南麓“中盘”的开阔山坡上，始建于魏晋，至今已有1500年左右的历史，是《蓟县志》记载的天津最早的寺院，也是少林寺历史记载的少林寺分院。

另有一说称该寺始建于元代，是当时“五少林”（少林寺的分院）中唯一以“少林”命名的分院。北少林寺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本侵略者烧毁，如今只留下佛塔等遗迹。嵩山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认为，盘山北少林寺是史料记载的唯一以“少林”冠名的少林寺嫡传下院，是少林寺宗法传承中重要的一环。重建北少林寺，有利于完善少林文化的传承体系，又可以扩大少林寺的影响，有利于少林文化的传播。

2010年3月24日《每日经济新闻》从天津市政府宗教事务局佛教处证实，位于天津蓟县的北少林在嵩山少林寺的斥资下，目前正在重建中。重建项目2007年获天津市政府审核通过，并且在蓟县当地政府的协调下，于2009年正式动工。

“估计第一个大殿（主殿）年底可以完工，其余尚无时间表。”天津市政府宗教事务局佛教处的一位负责人对《每日经济新闻》表示。

对于坊间流传此次北少林重建斥资”20亿”的传闻，上述负责人认为，目前没有官方数字可以求证，并且重建资金是逐步投放的，不是一次性到位，受各种条件制约，具体数额尚无法预测，需视最后的施工完成。

“北少林是史料记载除嵩山少林寺外，唯一以’少林’命名的寺庙，是唯一同时有实物、文献佐证，又被历史专家考古确认的’少林’，与河南嵩山少林寺一脉相承。”少林寺知识产权和无形资产管理中心总经理钱大梁说，”重建北少林就是为了恢复重现文化遗产，早在少林寺的规划之内，同时也为更好地传播少林文化。”

“抗日战争时期，北少林被日本侵略者烧毁，如今只留下破败的佛塔等遗迹，所以这是一次恢复性的重建，有历史性的需求，不涉及商业性，否则不会予以审核通过。”天津市政府宗教事务局佛教处的负责人同样表示。

未来新的少林寺分院以巨型木构建筑为本，例如唐代的斗拱形制，屋顶高度较平缓，檐柱比例也较粗犷。

据介绍，北少林在天津蓟县盘山风景区内，北少林的复建将全面维护保存旧迹及展现当地自然景观，并适度规划兴建寺庙建筑群；针对少林核心精神进行研拟以配置量体布局，纳入佛教禅宗思想，设计出空间氛围及结构构件。

嵩山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大师很关心此项工程，曾先后三次来盘山考察，就有关重建问题与有关部门协商，并签署了重建《协议书》，《协议书》专门指出：盘山北少林寺建成后，对游客不收取任何门票，北少林寺将免费向公众开放。

蓟县的古地名很多，如蓟县、无终、渔阳、蓟州等，今天蓟县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位于县城中心的鼓楼南边楼阁上，正面高悬着清朝康熙年间蓟州知州张朝综题写的“古渔阳”三个苍劲浑厚的楷体大字匾额。但是广为流传的蓟县、无终、渔阳、蓟州等地名，除了蓟州，其他地名在历史上绝非今蓟县专有地名。

现在的蓟县，西周时属燕国，春秋时期称无终子国并建都于此，秦代置无终县，隋大业末年改为渔阳，唐朝时称渔阳为蓟州治所，明洪武初年撤渔阳县入蓟州，公元1913年（民国二年）改为蓟县。

一、地名“蓟县”：“蓟县”作为地名最早用于今天的北京，在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年—前221年）蓟国就在北京地区建立城市，后燕国打败蓟国，后迁都蓟，称为燕都或燕京。北京自秦代开始称为蓟县，为广阳郡守驻地，直至西晋时，朝廷改广阳郡为燕国，而幽州迁治范阳。十六国后赵时，幽州驻所迁回蓟县，燕国改设为燕郡，历经前燕、前秦、前燕、后燕和北魏的统治而不变。“蓟县”这个地名被北京使用了近600年，而相对于今日地理位置上的天津市蓟县来说，蓟县开始使用“蓟县”这个地名的时间并不长，是从1913年民国二年才开始的，到现在才过去97个年头。 让我们看看字典中关于“蓟”的解释：蓟 jì ▲<名> 形声。从艸。义:蓟属植物的泛称。㈠古地名，是北京的古称。㈡古州名，唐开元十八年置。治所在渔阳(今天津市蓟县)。 ㈢古县名，蓟县。秦置。治所在今北京城西南。㈣县名，在天津市北部,邻接北京市和河北省。秦置无终县,隋改渔阳县,明入蓟州,1913年改为蓟县。㈤姓氏，上 古时周武王建立周朝，他敬仰先贤的功德，尊重他们的后代为蓟地的首领，建立了蓟国，那地方就在现今的北京。蓟国国君的后代， 就形成了蓟姓。▲多年生草本，春天发芽，茎叶有刺和白色软毛，花紫红色。分大蓟和小蓟。全草供药用。嫩茎叶可食或作饲料。

二、地名“无终”：“无终”大概是用于今蓟县最早的地名，春秋时期称无终子国并建都于此。虽然天津蓟县、河北玉田县及山西晋阳附近在史书中都曾经有过无终这个称谓的记载，但是目前北京市文物局网站>>北京文博 >> 北京史地 >> 《试探无终》一文中的地名科考表明“和无终国相关的山水地理，相对位置都比较明确，位于兰水（今黑水河）、灅水（今淋河）一线以西的今蓟县地，当属汉无终县地无疑，商周时期的无终子国应在这一带。虽然今玉田县也曾称无终县，但这是唐武德二年分渔阳县设置的，不是汉代的无终县地，所以至少无终子国的中心聚落应在今蓟县。”

三、地名“渔阳”：“渔阳”作为地名用于今蓟县是在隋朝末年改无终县（即今天津蓟县）为渔阳。隋玄州渔阳郡、唐蓟州渔阳郡均治此。唐以后渔阳为蓟州治所。明省入蓟州 。现蓟县西北有一山，名曰渔山，县城在山南，故名渔阳。”而秦朝时期的渔阳县在今北京密云西南，秦、汉、魏、晋、渔阳郡治此（秦时的渔阳县包含了今天北京的怀柔、平谷、顺义、密云地域。郡治所在今怀柔东部梨园庄村南，以其地在渔水之阳而命名。）。

四、地名“蓟州”：“蓟州”作为蓟县的地名最早见于唐朝。唐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幽州析分渔阳、三河、玉田三县，增置蓟州，渔阳县属蓟州，并为州治。此后，渔阳县历经后梁、后唐、后晋、辽、金、元等朝代，一直到明代，始终为州治、郡治。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裁撤渔阳县，并入蓟州，蓟州直接署理旧渔阳县政务。蓟州属北平府，内理本州，外管平谷、玉田、遵化、丰润四县。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明成祖朱棣把都城从南京应天府迁至北平府，改北平府称北京顺天府，蓟州属直隶顺天府，并为州治。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满洲政权入关，建立清朝。清初，沿袭明代旧制，蓟州属直隶顺天府，内理本州，外管平谷、玉田、遵化、丰润四县。清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为了加强对遵化清东陵的管理和保护，遵化县划出升为直隶州。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划蓟州所辖玉田、丰润二县入遵化州，划平谷县入顺天府，蓟州成为不辖县的散州，直接隶属于顺天府。中华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蓟州改称蓟县。从唐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起，到中华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蓟州之称延续了1100多年。

到此正文结束，另附蓟县倪景泉同志的《蓟县历史地名考》一篇，以备参考。

《蓟县历史地名考》

倪景泉

“无终”是蓟县历史上最早的称谓。“无终”原为山名。唐代李贤注《后汉书》云：“无终本山戎国也。无终，山名，因为国号，汉为县名，属右北平，故城在今幽州渔阳县（今蓟县）也。”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记载，蓟县城北有无终山，无终国是由无终山而得名。天津历史博物馆研究员韩嘉谷在《试探无终》一文中考证，无终国在夏代就已经存在，当时被称作终北之国（见《列子·汤问》），到周代发展成为有“子”爵封号的“无终子国”。北京任重远先生通过破译甲骨文，发现这里的无终山至少在商代就有其名。由此可知，早在3500多年前，这里就有“无终”之称。
燕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83），燕国灭无终子国，在这里设无终邑，属右北平郡并为郡治。自此，这里始有正式区划建置名称。这里有正式区划建置名称的历史至今已有2291年。

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221），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在全国置三十六郡，郡下设县。这里为无终县，属右北平郡并为郡治。这里建县的历史至今已有2229年。

隋大业末年（618），无终县改名渔阳县。这里称“无终”的历史到此结束。

在这里，要注意辨识两个关系。其一，这里的“无终”与山西北部“无终”的关系。对此，韩嘉谷进行考证，认为蓟县一带是无终的发祥地，太行山区的无终是从这里迁移过去的。其二，这里的“无终”与河北省玉田“无终”的关系。诸多文献资料都清楚地标明古无终在今蓟县，而不是在玉田县。

关于渔阳。渔阳之称并非蓟县专有。古渔阳治所在今北京密云、怀柔一带。燕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83），燕国在这一地区置渔阳郡，秦汉时辖境相当于今河北围场以南，蓟运河以西，天津以北，北京市怀柔、通县以东地区。陈胜、吴广戍渔阳即此。

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无终县改隶渔阳郡，这里始和渔阳发生关系。隋开皇六年（586），无终县升为渔阳郡治。隋大业年初（605），这里单独设渔阳郡，仅辖无终一县。隋大业末年（618），无终县改名渔阳县，并为渔阳郡治。明洪武初（1368），渔阳县并入蓟州，渔阳之名消失。

历史上，这里称“渔阳”的历史比较长。如果从隶属渔阳郡算起，这里称渔阳的时间有922年。如果从在此单独建渔阳郡算起，这里称渔阳的时间有763年。如果从始建渔阳县算起，这里称渔阳的时间有750年（含北宋期间渔阳县改名平卢县三年左右时间）。

在这里，需要注意纠正两种历史的误解。其一，把渔阳的历史全部归属到这里。明清《蓟州志》和民国《蓟县志》等许多志书均把秦汉之渔阳和隋唐之渔阳混为一谈。从古至今，许多人犯过类似的错误。比如，明宣宗朱瞻基东巡驻跸今蓟县五里桥，宣知州谕之，曰此汉渔阳郡也（清康熙《蓟州志》）。康熙三十三年（1694），蓟州知州张朝琮重修鼓楼，题写了“古渔阳”匾额。表明张朝琮也误以为“古渔阳”在这里。

其二，把“渔阳”全划归到北京市密云、怀柔一带，抹掉了蓟县被称作渔阳的历史。杜甫的“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白居易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等诗句中的渔阳，均指今蓟县。当时的北京地区，属幽州管辖。一些史家错误地认为诗句中的渔阳就是北京附近，故此把安禄山起兵之地错误地放在了那里。

蓟州之名的得来，说法不一。其一，以这里多产蓟草而名。蓟草分大蓟、小蓟，产于全国大部分地区。不惟这里独有。故此说有牵强附会之嫌。其二，以这里曾有蓟门关而名。宋太宗年间《太平寰宇记》：“古蓟门关在州（蓟州）东南六十里。”明嘉靖《蓟州志》云：“蓟门关，在州东南六十里，唐置蓟州，意取此。”取蓟门关以名州之说，较为可信。据初步考证，蓟州之蓟门关就在蓟县东南蓟玉两县交界处，也有人认为在今五百户镇境内的福山塔附近，还有人认为在今五百户镇境内的秋子峪附近。

历史上，这里称蓟州比称渔阳的历史还要长。从唐置蓟州开始，到1913年，共计1183年。其中，唐称玄州5年、幽州91年、营州15 年、渔阳郡16年，北宋称广川郡3年。实际上，这里称蓟州的时间有1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