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梁思成著

梁思成所著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原载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年第3卷第2期独乐寺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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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原文节选：

　　一总论
　　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在我国已发现之古木建筑中，固称最古，且其在建筑史上之地位，尤为重要。统和二年为宋太宗之雍熙元年，
　　北宋建国之第二十四年耳。上距唐亡仅七十七年，唐代文艺之遗风，尚未全靡；而下距《营造法式》之刊行尚有百十六年。《营造法式》实宋代建筑制度完整之记载，而又得幸存至今日者。观音阁山门，其年代及形制，皆适处唐宋二式之中，实为唐宋间建筑形制蜕变之关键，至为重要。谓为唐宋间式之过渡式样可也。
　　独乐寺伽蓝之布置，今已无考。隋唐之制，率皆寺分数院，周绕回廊参阅梁思成《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今观音阁山门之间，已无直接联络部分；阁前配殿，亦非原物，后部殿宇，更无可观。自经乾隆重修，建筑坐落于东院，寺之规模，便完全更改，原有布置，毫无痕迹。原物之尚存者惟阁及山门。
　　观音阁及山门最大之特征，而在形制上最重要之点，则为其与敦煌壁画中所见唐代建筑之相似也。壁画所见殿阁，或单层或重层，檐出如翼，斗栱雄大。而阁及门所呈现象，与清式建筑固迥然不同，与宋式亦大异，而与唐式则极相似。
　　熟悉敦煌壁画中净土图者，若骤见此阁，必疑身之已入西方极乐世界矣。
　　其外观之所以如是者，非故仿唐形，乃结构制度，仍属唐式之自然结果。而其结构上最重要部分，则木质之构架——建筑之骨干——是也。
　　其构架约略可分为三大部分；柱，斗栱，及梁枋。
　　观音阁之柱，权衡颇肥短，较清式所呈现象为稳固。山门柱径亦如阁，然较阁柱犹短。至于阁之上中二层，柱虽更短，而径不改，故知其长与径，不相牵制，不若清式之有一定比例。此外柱头削作圆形，柱身微侧向内，皆为可注意之特征。
　　斗栱者，中国建筑所特有之结构制度也。其功用在梁枋等与柱间之过渡及联络，盖以结构部分而富有装饰性者。其在中国建筑上所占之地位，犹柱式(order)之于希腊罗马建筑；斗栱之变化，谓为中国建筑制度之变化，亦未尝不可，犹柱式之影响欧洲建筑，至为重大。
　　唐宋建筑之斗栱以结构为主要功用，雄大坚实，庄严不苟。明清以后，斗栱渐失其原来功用，日趋弱小纤巧，每每数十攒排列檐下，几成纯粹装饰品，其退化程度，已陷井底，不复能下矣。观音阁山门之斗栱，高约柱高一半以上，全高三分之一，较之清式斗栱——合柱高四分或五分之一，全高六分之一者，其轻重自可不言而喻。而其结构，与清式宋式皆不同；而种别之多，尤为后世所不见。盖古之用斗栱，辄视其机能而异其形制，其结构实为一种有机的，有理的结合。如观音阁斗栱，或承檐，或承平坐，或承梁枋，或在柱头，或转角，或补间，内外上下，各各不同楼阁外周之露台，古称“平座”。斗栱之在屋角者为“转角铺作”，在柱与柱之间者为“补间铺作”。（——梁思成原注），条理井然。各攒斗栱，皆可作建筑逻辑之典型。都凡二十四种，聚于一阁，诚可谓集斗栱之大成者矣!
　　观音阁及山门上梁枋之用法，尚为后世所常见，皆为普通之梁，无复杂之力学作用。其与后世制度最大之区别，乃其横断面之比例。梁之载重力，在其高度，而其宽度之影响较小；今科学造梁之制，大略以高二宽一为适宜之比例。按清制高宽为十与八或十二与十之比，其横断面几成正方形。宋《营造法式》所规定，则为三与二之比，较清式合理。而观音阁及山门(辽式)则皆为二与一之比，与近代方法符合。岂吾侪之科学知识，日见退步耶!
　　其在结构方面最大之发现则木材之标准化是也。清式建筑，皆以“斗口”斗栱大斗安栱之口为“斗口”。（——梁思成原注）
　　为单位，凡梁柱之高宽，面阔进深之修广，皆受斗口之牵制。制至繁杂，计算至难；其“规矩”对各部分之布置分配，拘束尤甚，致使作者无由发挥其创造能力。
　　古制则不然，以观音阁之大，其用材之制，梁枋不下千百，而大小只六种。此种极端之标准化，于材料之估价及施工之程序上，皆使工作简单。结构上重要之特征也。
　　观音阁天花，亦与清代制度大异。其井口甚小，分布甚密，为后世所不见。而与日本镰仓时代遗物颇相类似，可相较鉴也。阁与山门之瓦，已非原物。然山门脊饰，与今日所习见之正吻不同。其在唐代，为鳍形之尾，自宋而后，则为吻，二者之蜕变程序，尚无可考。山门鸱尾，其下段已成今所习见之吻，而上段则尚为唐代之尾，虽未可必其为辽原物，亦必为明以前按原物仿造，亦可见过渡形制之一般。砖墙下部之裙肩，颇为低矮，只及清式之半，其所呈现象，至为奇特。山西北部辽物亦多如是，盖亦其特征之一也。
　　观音阁中之十一面观音像，亦统和重塑，尚具唐风，其两傍侍立菩萨，与盛唐造像尤相似，亦雕塑史中之重要遗例也。
　　蓟县在北平之东百八十里。汉属渔阳郡，唐开元间，始置蓟州。五代石晋，割以赂辽，其地遂不复归中国。金曾以蓟一度遣宋，不数年而复取之。宋元明以来，屡为华狄冲突之地；军事重镇，而北京之拱卫也。蓟城地处盘山之麓。盘山乃历代诗人歌咏之题，风景幽美，为蓟城天然之背景。蓟既为古来重镇，其建置至为周全，学宫衙署，僧寺道院，莫不齐备。而千数百年来，为蓟民宗教生活之中心者，则独乐寺也。寺在城西门内，中有高阁，高出城表，自城外十余里之遥，已可望见。每届废历三月中，寺例有庙会之举，县境居民，百数十里跋涉，参加盛会，以期“带福还家”。其在蓟民心目中，实为无上圣地，如是者已数百年，蓟县耆老亦莫知其始自何年也。独乐寺虽为蓟县名刹，而寺史则殊渺茫，其缘始无可考。与蓟人谈，咸以寺之古远相告；而耆老缙绅，则或谓屋脊小亭内碑文有“贞观十年建”字样，或谓为“尉迟敬德监修”数字，或将二说合而为一，谓为“贞观十年尉迟敬德监修”者，不一而足。“敬德监修”，已成我国匠人历代之口头神话，无论任何建筑物，彼若认为久远者，概称“敬德监修”。至于“贞观十年”，只是传说，无人目睹，亦未见诸传记。即使此二者俱属事实，亦只为寺创建之时，或其历史中之一段。至于今日尚存之观音阁及山门，则绝非唐构也。
　　蓟人又谓：独乐寺为安禄山誓师之地。“独乐”之名，亦禄山所命，盖禄山思独乐而不与民同乐，故尔命名云。蓟城西北，有独乐水，为境内名川之一，不知寺以水名，抑水以寺名，抑二者皆为禄山命名也。
　　寺之创立，至迟亦在唐初。《日下旧闻考》引《盘山志》云同治十一年李氏刻本《盘山志》无此段。（——梁思成原注）：
　　
　　独乐寺不知创自何代，至辽时重修。有翰林院学士承旨刘成碑。统和四年孟夏立石，其文曰：“故尚父秦王请谈真大师入独乐寺，修观音阁。以统和二年冬十月再建，上下两级，东西五间，南北八架大阁一所。重塑十一面观音菩萨像。”
　　自统和上溯至唐初三百余年耳。唐代为我国历史上佛教最昌盛时代；寺像之修建供养极为繁多，而对于佛教之保护，必甚周密。在彼适宜之环境之下，木质建筑，寿至少可数百年。殆经五代之乱，寺渐倾颓，至统和(北宋初)适为须要重修之时。故在统和以前，寺至少已有三百年以上之历史，殆属可能。

　　刘成碑今已无可考，而刘成其人者，亦未见经传。尚父秦王者，耶律奴瓜也查辽史，统和四年碑上提到的“故尚父秦王”应是韩匡嗣，而不是开泰初(公元1012—1021年)始加尚父的耶律奴瓜。（——莫宗江注）。按辽史本传，奴瓜为太祖异母弟南府宰相苏之孙，“有膂力，善调鹰隼”，盖一介武夫。统和四年始建军功。六年败宋游兵于定州，二十一年伐宋，擒王继忠于望都。当时前线乃在河北省南部一带，蓟州较北，已为辽内地，故有此建置，而奴瓜乃当时再建观音阁之主动者也。
　　谈真大师，亦无可考，盖当时高僧而为宗室所赏识或敬重者。观音阁之再建，是在其监督之下施工者也。
　　统和二年，即宋太宗雍熙元年，公元984年也。阁之再建，实在北宋初年。《营造法式》为我国最古营造术书，亦为研究宋代建筑之惟一著述，初刊于宋哲宗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营造法式》初刊于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莫宗江注），上距阁之再建，已百十六年。而统和二年，上距唐亡(昭宣帝天佑四年，公元907年)仅七十七年。以年月论，距唐末尚近于法式刊行之年。且地处边境，在地理上与中原较隔绝。在唐代地属中国，其文化自直接受中原影响，五代以后，地属夷狄，中国原有文化，固自保守，然在中原若有新文化之产生，则所受影响，必因当时政治界限而隔阻，故愚以为在观音阁再建之时，中原建筑若已有新变动之发生，在蓟北未必受其影响，而保存唐代特征亦必较多。如观音阁者，实唐宋二代间建筑之过渡形式，而研究上重要之关键也。
　　阁之形式，确如碑所载，“上下两级，东西五间，南北八架”。阁实为三级，但中层为暗层，如西式之Mezzanine。故主要层为两级，暗层自外不见。南北八架云者，按今式称为九架，盖谓九檩而椽分八段也。
　　自统和以后，历代修茸，可考者只四次，皆在明末以后。元明间必有修茸，然无可考。
　　万历间，户部郎中王于陛重修之，有《独乐大悲阁记》，谓：……其载修则统和已酉也。经今久圮，二三信士谋所以为缮葺计；前饷部柯公《蓟州志》。柯维蓁，万历中任是职，王于陛之前任。（——梁思成原注），实倡其事，感而兴起者，殆不乏焉。柯公以迁秩行，予继其后，既经时，涂暨之业斯竟。因赡礼大士，下睹金碧辉映，其法身庄严钜丽，围抱不易尽，相传以为就刻一大树云。
　　按康熙《朝邑县后志》：王于陛，字启宸，万历丁未进士。以二甲授户部主事，升郎中，督饷蓟州。丁未为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5年)。其在蓟时期，当在是年以后，故其修葺独乐寺，当在万历后期。其所谓重修，亦限于油饰彩画，故云“金碧辉映，庄严钜丽”，于寺阁之结构无所更改也。明清之交，蓟城被屠三次，相传全城人民，集中独乐寺及塔下寺，抵死保护，故城虽屠，而寺无恙，此亦足以表示蓟人对寺之爱护也。
　　王于陛修葺以后六十余年，王弘祚复修之。弘祚以崇祯十四年(公元1614年)“自盘阴来牧渔阳”。入清以后，官户部尚书，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晋秩司农，奉使黄花山，路过是州，追随大学士宗伯菊潭胡公来寺少憩焉。风景不殊，而人民非故；台砌倾圮，而庙貌徒存。……寺僧春山游来，讯予(弘祚)曰，‘是召棠冠社之所凭也，忍以草莱委诸?’予唯唯，为之捐资而倡首焉。一时贤士大夫欣然乐输，而州牧胡君《蓟州志》。胡国佐，三韩人。修学宫西庑戟门，有记。升湖广德安府同知，去任之日，民攀辕号泣，送不忍舍，盖德政有以及人也。（——梁思成原注），毅然劝助，共襄盛举。未几，其徒妙乘以成功告，且曰宝阁配殿，及天王殿山门，皆焕然聿新矣”(《修独乐寺记》)。
　　此入清以后第一次修葺也。其倡首者王弘祚，而“州牧胡君”助之。当其事者则春山妙乘。所修则宝阁配殿，及天王殿山门也。读上记，天王殿山门，似为二建筑物然者，然实则一，盖以山门而置天王者也。以地势而论，今山门迫临西街，前无空地，后距观音阁亦只七八丈，其间断不容更一建筑物之加入，故“天王殿山门”者，实一物也。
　　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于寺内东偏……建立坐落，并于寺前改立栅栏照壁，巍然改观”(《蓟州沈志》卷三)。是殆为寺平面布置上极大之更改。盖在此以前，寺之布置，自山门至阁后，必周以回廊，如唐代遗制。高宗于“寺内东偏”建立坐落，“则寺内东偏”原有之建筑，必被拆毁。不惟如是，于“西偏”亦有同时代建立之建筑，故寺原有之东西廊，殆于此时改变，而成今日之规模。“巍然改观”，不惟在“栅栏照壁”也。
　　乾隆重修于寺上最大之更动，除平面之布置外，厥惟观音阁四角檐下所加柱，及若干部分之“清式化”。阁出檐甚远，七百余年，已向下倾圮，故四角柱之增加，为必要之补救法，阁之得以保存，惟此是赖。关于此次重修，尚有神话一段。蓟县老绅告予，当乾隆重修之时，工人休息用膳，有老者至，工人享以食。问味何如，老者曰：“盐短，盐短！”盖鲁班降世，而以上檐改短为不然，故曰“檐短”云。按今全部权衡，上檐与下檐檐出，长短适宜，调谐悦目，檐短之说，不敢与鲁班赞同。至于其他“清式化”部分，如山花板、博脊及山门雀替之添造，门窗扇之修改，内檐柱头枋间之填塞，皆将于各章分别论之。
　　高宗生逢盛世，正有清鼎定之后，国裕民安，府库充实；且性嗜美术，好游名山大川。凡其足迹所至，必重修寺观，立碑自耀。唐宋
　　古建筑遗物之毁于其“重修”者，不知凡几，京畿一带，受创尤甚。而独乐寺竟能经“寺内东偏”坐落之建立，观音阁山门尚侥幸得免，亦中国建筑史之万幸也。
　　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两宫回銮”之后，有谒陵清东陵，在蓟东遵化县境。(——梁思成原注)盛典，道出蓟州。独乐寺因为坐落之所在，于是复加修葺粉饰。此为最后一次之重修，然多限于油漆彩画等外表之点缀。骨干构架，仍未更改。今日所见之外观，即光绪重修以后之物。
　　有清一代，因坐落之关系，独乐寺遂成禁地，庙会盛典，皆于寺前举行。平时寺内非平民所得入，至清末遂有窃贼潜居阁顶之轶事。贼犯案年余，无法查获，终破案于观音阁上层天花之上；相传其中布置极为完善，竟然一安乐窝。其上下之道，则在东梢间柱间攀上，摩擦油腻,尚有黑光，至今犹见。鼎革以后，寺复归还于民众，一时香火极盛。民国六年，始拨西院为师范学校。十三年，陕军来蓟，驻于独乐寺，是为寺内驻军之始。十六年，驻本县保安队，始毁装修。十七年春，驻孙殿英部军队，十八年春始去。此一年中，破坏最甚。然较之同时东陵盗陵案，则吾侪不得不庆独乐寺所受孙部之特别优待也。
　　北伐成功以后，蓟县党部成立，一时破除迷信之声，甚嚣尘上，于是党委中有倡议拍卖独乐寺者。全蓟人民，哗然反对，幸未实现。不然，此千年国宝，又将牺牲于“破除迷信”美名之下矣。
　　民国二十年，全寺拨为蓟县乡村师范学校，阁，山门，并东西院坐落归焉。东西院及后部正殿，皆改为校舍，而观音阁山门，则保存未动。南面栅栏部分，围以土墙，于是无业游民，不复得对寺加以无聊之涂抹撕拆。现任学校当局诸君，对于建筑，保护备至。观音阁山门十余年来，备受灾难，今归学校管理，可谓渐入小康时期，然社会及政府之保护，犹为亟不容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