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October 22, 2017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梁思成著

梁思成所著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原载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年第3卷第2期独乐寺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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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原文节选:

  一总论
  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在我国已发现之古木建筑中,固称最古,且其在建筑史上之地位,尤为重要。统和二年为宋太宗之雍熙元年,
  北宋建国之第二十四年耳。上距唐亡仅七十七年,唐代文艺之遗风,尚未全靡;而下距《营造法式》之刊行尚有百十六年。《营造法式》实宋代建筑制度完整之记载,而又得幸存至今日者。观音阁山门,其年代及形制,皆适处唐宋二式之中,实为唐宋间建筑形制蜕变之关键,至为重要。谓为唐宋间式之过渡式样可也。
  独乐寺伽蓝之布置,今已无考。隋唐之制,率皆寺分数院,周绕回廊参阅梁思成《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今观音阁山门之间,已无直接联络部分;阁前配殿,亦非原物,后部殿宇,更无可观。自经乾隆重修,建筑坐落于东院,寺之规模,便完全更改,原有布置,毫无痕迹。原物之尚存者惟阁及山门。
  观音阁及山门最大之特征,而在形制上最重要之点,则为其与敦煌壁画中所见唐代建筑之相似也。壁画所见殿阁,或单层或重层,檐出如翼,斗栱雄大。而阁及门所呈现象,与清式建筑固迥然不同,与宋式亦大异,而与唐式则极相似。
  熟悉敦煌壁画中净土图者,若骤见此阁,必疑身之已入西方极乐世界矣。
  其外观之所以如是者,非故仿唐形,乃结构制度,仍属唐式之自然结果。而其结构上最重要部分,则木质之构架——建筑之骨干——是也。
  其构架约略可分为三大部分;柱,斗栱,及梁枋。
  观音阁之柱,权衡颇肥短,较清式所呈现象为稳固。山门柱径亦如阁,然较阁柱犹短。至于阁之上中二层,柱虽更短,而径不改,故知其长与径,不相牵制,不若清式之有一定比例。此外柱头削作圆形,柱身微侧向内,皆为可注意之特征。
  斗栱者,中国建筑所特有之结构制度也。其功用在梁枋等与柱间之过渡及联络,盖以结构部分而富有装饰性者。其在中国建筑上所占之地位,犹柱式(order)之于希腊罗马建筑;斗栱之变化,谓为中国建筑制度之变化,亦未尝不可,犹柱式之影响欧洲建筑,至为重大。
  唐宋建筑之斗栱以结构为主要功用,雄大坚实,庄严不苟。明清以后,斗栱渐失其原来功用,日趋弱小纤巧,每每数十攒排列檐下,几成纯粹装饰品,其退化程度,已陷井底,不复能下矣。观音阁山门之斗栱,高约柱高一半以上,全高三分之一,较之清式斗栱——合柱高四分或五分之一,全高六分之一者,其轻重自可不言而喻。而其结构,与清式宋式皆不同;而种别之多,尤为后世所不见。盖古之用斗栱,辄视其机能而异其形制,其结构实为一种有机的,有理的结合。如观音阁斗栱,或承檐,或承平坐,或承梁枋,或在柱头,或转角,或补间,内外上下,各各不同楼阁外周之露台,古称“平座”。斗栱之在屋角者为“转角铺作”,在柱与柱之间者为“补间铺作”。(——梁思成原注),条理井然。各攒斗栱,皆可作建筑逻辑之典型。都凡二十四种,聚于一阁,诚可谓集斗栱之大成者矣!
  观音阁及山门上梁枋之用法,尚为后世所常见,皆为普通之梁,无复杂之力学作用。其与后世制度最大之区别,乃其横断面之比例。梁之载重力,在其高度,而其宽度之影响较小;今科学造梁之制,大略以高二宽一为适宜之比例。按清制高宽为十与八或十二与十之比,其横断面几成正方形。宋《营造法式》所规定,则为三与二之比,较清式合理。而观音阁及山门(辽式)则皆为二与一之比,与近代方法符合。岂吾侪之科学知识,日见退步耶!
  其在结构方面最大之发现则木材之标准化是也。清式建筑,皆以“斗口”斗栱大斗安栱之口为“斗口”。(——梁思成原注)
  为单位,凡梁柱之高宽,面阔进深之修广,皆受斗口之牵制。制至繁杂,计算至难;其“规矩”对各部分之布置分配,拘束尤甚,致使作者无由发挥其创造能力。
  古制则不然,以观音阁之大,其用材之制,梁枋不下千百,而大小只六种。此种极端之标准化,于材料之估价及施工之程序上,皆使工作简单。结构上重要之特征也。
  观音阁天花,亦与清代制度大异。其井口甚小,分布甚密,为后世所不见。而与日本镰仓时代遗物颇相类似,可相较鉴也。阁与山门之瓦,已非原物。然山门脊饰,与今日所习见之正吻不同。其在唐代,为鳍形之尾,自宋而后,则为吻,二者之蜕变程序,尚无可考。山门鸱尾,其下段已成今所习见之吻,而上段则尚为唐代之尾,虽未可必其为辽原物,亦必为明以前按原物仿造,亦可见过渡形制之一般。砖墙下部之裙肩,颇为低矮,只及清式之半,其所呈现象,至为奇特。山西北部辽物亦多如是,盖亦其特征之一也。
  观音阁中之十一面观音像,亦统和重塑,尚具唐风,其两傍侍立菩萨,与盛唐造像尤相似,亦雕塑史中之重要遗例也。
  蓟县在北平之东百八十里。汉属渔阳郡,唐开元间,始置蓟州。五代石晋,割以赂辽,其地遂不复归中国。金曾以蓟一度遣宋,不数年而复取之。宋元明以来,屡为华狄冲突之地;军事重镇,而北京之拱卫也。蓟城地处盘山之麓。盘山乃历代诗人歌咏之题,风景幽美,为蓟城天然之背景。蓟既为古来重镇,其建置至为周全,学宫衙署,僧寺道院,莫不齐备。而千数百年来,为蓟民宗教生活之中心者,则独乐寺也。寺在城西门内,中有高阁,高出城表,自城外十余里之遥,已可望见。每届废历三月中,寺例有庙会之举,县境居民,百数十里跋涉,参加盛会,以期“带福还家”。其在蓟民心目中,实为无上圣地,如是者已数百年,蓟县耆老亦莫知其始自何年也。独乐寺虽为蓟县名刹,而寺史则殊渺茫,其缘始无可考。与蓟人谈,咸以寺之古远相告;而耆老缙绅,则或谓屋脊小亭内碑文有“贞观十年建”字样,或谓为“尉迟敬德监修”数字,或将二说合而为一,谓为“贞观十年尉迟敬德监修”者,不一而足。“敬德监修”,已成我国匠人历代之口头神话,无论任何建筑物,彼若认为久远者,概称“敬德监修”。至于“贞观十年”,只是传说,无人目睹,亦未见诸传记。即使此二者俱属事实,亦只为寺创建之时,或其历史中之一段。至于今日尚存之观音阁及山门,则绝非唐构也。
  蓟人又谓:独乐寺为安禄山誓师之地。“独乐”之名,亦禄山所命,盖禄山思独乐而不与民同乐,故尔命名云。蓟城西北,有独乐水,为境内名川之一,不知寺以水名,抑水以寺名,抑二者皆为禄山命名也。
  寺之创立,至迟亦在唐初。《日下旧闻考》引《盘山志》云同治十一年李氏刻本《盘山志》无此段。(——梁思成原注):
  
  独乐寺不知创自何代,至辽时重修。有翰林院学士承旨刘成碑。统和四年孟夏立石,其文曰:“故尚父秦王请谈真大师入独乐寺,修观音阁。以统和二年冬十月再建,上下两级,东西五间,南北八架大阁一所。重塑十一面观音菩萨像。”
  自统和上溯至唐初三百余年耳。唐代为我国历史上佛教最昌盛时代;寺像之修建供养极为繁多,而对于佛教之保护,必甚周密。在彼适宜之环境之下,木质建筑,寿至少可数百年。殆经五代之乱,寺渐倾颓,至统和(北宋初)适为须要重修之时。故在统和以前,寺至少已有三百年以上之历史,殆属可能。

  刘成碑今已无可考,而刘成其人者,亦未见经传。尚父秦王者,耶律奴瓜也查辽史,统和四年碑上提到的“故尚父秦王”应是韩匡嗣,而不是开泰初(公元1012—1021年)始加尚父的耶律奴瓜。(——莫宗江注)。按辽史本传,奴瓜为太祖异母弟南府宰相苏之孙,“有膂力,善调鹰隼”,盖一介武夫。统和四年始建军功。六年败宋游兵于定州,二十一年伐宋,擒王继忠于望都。当时前线乃在河北省南部一带,蓟州较北,已为辽内地,故有此建置,而奴瓜乃当时再建观音阁之主动者也。
  谈真大师,亦无可考,盖当时高僧而为宗室所赏识或敬重者。观音阁之再建,是在其监督之下施工者也。
  统和二年,即宋太宗雍熙元年,公元984年也。阁之再建,实在北宋初年。《营造法式》为我国最古营造术书,亦为研究宋代建筑之惟一著述,初刊于宋哲宗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营造法式》初刊于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莫宗江注),上距阁之再建,已百十六年。而统和二年,上距唐亡(昭宣帝天佑四年,公元907年)仅七十七年。以年月论,距唐末尚近于法式刊行之年。且地处边境,在地理上与中原较隔绝。在唐代地属中国,其文化自直接受中原影响,五代以后,地属夷狄,中国原有文化,固自保守,然在中原若有新文化之产生,则所受影响,必因当时政治界限而隔阻,故愚以为在观音阁再建之时,中原建筑若已有新变动之发生,在蓟北未必受其影响,而保存唐代特征亦必较多。如观音阁者,实唐宋二代间建筑之过渡形式,而研究上重要之关键也。
  阁之形式,确如碑所载,“上下两级,东西五间,南北八架”。阁实为三级,但中层为暗层,如西式之Mezzanine。故主要层为两级,暗层自外不见。南北八架云者,按今式称为九架,盖谓九檩而椽分八段也。
  自统和以后,历代修茸,可考者只四次,皆在明末以后。元明间必有修茸,然无可考。
  万历间,户部郎中王于陛重修之,有《独乐大悲阁记》,谓:……其载修则统和已酉也。经今久圮,二三信士谋所以为缮葺计;前饷部柯公《蓟州志》。柯维蓁,万历中任是职,王于陛之前任。(——梁思成原注),实倡其事,感而兴起者,殆不乏焉。柯公以迁秩行,予继其后,既经时,涂暨之业斯竟。因赡礼大士,下睹金碧辉映,其法身庄严钜丽,围抱不易尽,相传以为就刻一大树云。
  按康熙《朝邑县后志》:王于陛,字启宸,万历丁未进士。以二甲授户部主事,升郎中,督饷蓟州。丁未为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5年)。其在蓟时期,当在是年以后,故其修葺独乐寺,当在万历后期。其所谓重修,亦限于油饰彩画,故云“金碧辉映,庄严钜丽”,于寺阁之结构无所更改也。明清之交,蓟城被屠三次,相传全城人民,集中独乐寺及塔下寺,抵死保护,故城虽屠,而寺无恙,此亦足以表示蓟人对寺之爱护也。
  王于陛修葺以后六十余年,王弘祚复修之。弘祚以崇祯十四年(公元1614年)“自盘阴来牧渔阳”。入清以后,官户部尚书,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晋秩司农,奉使黄花山,路过是州,追随大学士宗伯菊潭胡公来寺少憩焉。风景不殊,而人民非故;台砌倾圮,而庙貌徒存。……寺僧春山游来,讯予(弘祚)曰,‘是召棠冠社之所凭也,忍以草莱委诸?’予唯唯,为之捐资而倡首焉。一时贤士大夫欣然乐输,而州牧胡君《蓟州志》。胡国佐,三韩人。修学宫西庑戟门,有记。升湖广德安府同知,去任之日,民攀辕号泣,送不忍舍,盖德政有以及人也。(——梁思成原注),毅然劝助,共襄盛举。未几,其徒妙乘以成功告,且曰宝阁配殿,及天王殿山门,皆焕然聿新矣”(《修独乐寺记》)。
  此入清以后第一次修葺也。其倡首者王弘祚,而“州牧胡君”助之。当其事者则春山妙乘。所修则宝阁配殿,及天王殿山门也。读上记,天王殿山门,似为二建筑物然者,然实则一,盖以山门而置天王者也。以地势而论,今山门迫临西街,前无空地,后距观音阁亦只七八丈,其间断不容更一建筑物之加入,故“天王殿山门”者,实一物也。
  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于寺内东偏……建立坐落,并于寺前改立栅栏照壁,巍然改观”(《蓟州沈志》卷三)。是殆为寺平面布置上极大之更改。盖在此以前,寺之布置,自山门至阁后,必周以回廊,如唐代遗制。高宗于“寺内东偏”建立坐落,“则寺内东偏”原有之建筑,必被拆毁。不惟如是,于“西偏”亦有同时代建立之建筑,故寺原有之东西廊,殆于此时改变,而成今日之规模。“巍然改观”,不惟在“栅栏照壁”也。
  乾隆重修于寺上最大之更动,除平面之布置外,厥惟观音阁四角檐下所加柱,及若干部分之“清式化”。阁出檐甚远,七百余年,已向下倾圮,故四角柱之增加,为必要之补救法,阁之得以保存,惟此是赖。关于此次重修,尚有神话一段。蓟县老绅告予,当乾隆重修之时,工人休息用膳,有老者至,工人享以食。问味何如,老者曰:“盐短,盐短!”盖鲁班降世,而以上檐改短为不然,故曰“檐短”云。按今全部权衡,上檐与下檐檐出,长短适宜,调谐悦目,檐短之说,不敢与鲁班赞同。至于其他“清式化”部分,如山花板、博脊及山门雀替之添造,门窗扇之修改,内檐柱头枋间之填塞,皆将于各章分别论之。
  高宗生逢盛世,正有清鼎定之后,国裕民安,府库充实;且性嗜美术,好游名山大川。凡其足迹所至,必重修寺观,立碑自耀。唐宋
  古建筑遗物之毁于其“重修”者,不知凡几,京畿一带,受创尤甚。而独乐寺竟能经“寺内东偏”坐落之建立,观音阁山门尚侥幸得免,亦中国建筑史之万幸也。
  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两宫回銮”之后,有谒陵清东陵,在蓟东遵化县境。(——梁思成原注)盛典,道出蓟州。独乐寺因为坐落之所在,于是复加修葺粉饰。此为最后一次之重修,然多限于油漆彩画等外表之点缀。骨干构架,仍未更改。今日所见之外观,即光绪重修以后之物。
  有清一代,因坐落之关系,独乐寺遂成禁地,庙会盛典,皆于寺前举行。平时寺内非平民所得入,至清末遂有窃贼潜居阁顶之轶事。贼犯案年余,无法查获,终破案于观音阁上层天花之上;相传其中布置极为完善,竟然一安乐窝。其上下之道,则在东梢间柱间攀上,摩擦油腻,尚有黑光,至今犹见。鼎革以后,寺复归还于民众,一时香火极盛。民国六年,始拨西院为师范学校。十三年,陕军来蓟,驻于独乐寺,是为寺内驻军之始。十六年,驻本县保安队,始毁装修。十七年春,驻孙殿英部军队,十八年春始去。此一年中,破坏最甚。然较之同时东陵盗陵案,则吾侪不得不庆独乐寺所受孙部之特别优待也。
  北伐成功以后,蓟县党部成立,一时破除迷信之声,甚嚣尘上,于是党委中有倡议拍卖独乐寺者。全蓟人民,哗然反对,幸未实现。不然,此千年国宝,又将牺牲于“破除迷信”美名之下矣。
  民国二十年,全寺拨为蓟县乡村师范学校,阁,山门,并东西院坐落归焉。东西院及后部正殿,皆改为校舍,而观音阁山门,则保存未动。南面栅栏部分,围以土墙,于是无业游民,不复得对寺加以无聊之涂抹撕拆。现任学校当局诸君,对于建筑,保护备至。观音阁山门十余年来,备受灾难,今归学校管理,可谓渐入小康时期,然社会及政府之保护,犹为亟不容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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