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独立门”

独立门（朝鲜语：독립문）是位于韩国首都首尔（汉城）西大门区岘底洞独立公园里面的一座大门式建筑，是首尔市重要的名胜古迹之一。原址是朝鲜王朝迎接中国明朝和清朝使节的“迎恩门”。1896年，朝鲜爱国组织“独立协会”为了庆祝朝鲜脱离中国独立，遂在这个象征事大主义的场所修建了独立门，修建独立门的资金全部是由于国民捐献的。历时一年竣工。1979年将独立门向西北移动70米，搬到现在的位置。

乍看独立门不禁让人想起了法国巴黎的凯旋门，因为它模仿了巴黎凯旋门的建筑式样。独立门坐西朝东，是用约1850块花岗岩砌成的，高14.28米，长7米，宽11.48米，下面有道路通行。

独立门两侧分别使用汉文和韩文写有“独立门”字样，两侧画有太极旗。其中韩文在东侧，汉文在西侧，东侧是独立门的正面，此种设计既是表明了韩国和中国的不同地理位置，也意在将韩文的地位置于汉文之上，凸显“独立自主”的建筑寓意。

在独立门左边内侧有通向屋顶的台阶。周围种有韩国国花木槿花。独立门附近有附属建筑独立馆。围绕独立门还修建了道路和立交桥，坐在车上就可以一览独立门的风采。

独立门的前身是“迎恩门”，是朝鲜王朝专门为了迎接明王朝使节修建的一座中式牌楼。始建于1407年（朝鲜太宗七年），是慕华馆（中国使臣馆）的附属建筑，初称“迎诏门”，又称“延诏门”。但是初建时形式很简略，只是一座规模很小的红门，连匾额都没有。朝鲜中宗年间，在权臣金安老的建议下进行改修，并在1536年正式将“迎诏门”之匾额挂于其上。1539年，明朝使臣薛廷宠来到朝鲜，他认为中国皇帝带来的不仅是诏书，还有各种赏赐，因此“迎诏门”或“延诏门”的名称似乎不妥。此后朝鲜方面逐渐将这座门改称为“迎恩门”。1606年，明朝使臣朱之蕃书写了“迎恩门”匾额，并代替原来的“迎诏门”而悬挂在牌楼上。至此，这座门正式改称“迎恩门”，并沿用近三百年。

朝鲜王朝是中国明朝和清朝的属国，奉行事大主义外交政策。迎恩门就是朝鲜国王亲自出城“迎敕”（迎接中国敕使）的地方。中国使节来朝鲜必须从此门下通过，接受朝鲜国王的盛大迎接仪式。明朝时，朝鲜国王在迎恩门对中国“天使”行五拜三叩之礼，清朝时改为三跪九叩之礼。迎恩门旁边还修有招待中国使节的国宾馆，名为“慕华馆”。因此迎恩门是朝鲜作为中国藩属国的象征之一。

1894年7月，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朝鲜废止了与清王朝的宗藩关系；1895年1月7日颁布《洪范十四条》，正式宣布脱离中国独立。1895年2月，作为藩属国耻辱标志的迎恩门被民众放火烧毁，只剩下两个石柱子。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在1895年4月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

1896年7月2日，著名开化派人士徐载弼及朝廷大臣安駉寿、李完用等30多人在汉城创建了“独立协会”。独立协会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决定在迎恩门原址上修筑独立门，并为此向全体国民募捐。独立协会旨在消泯朝鲜王朝事大外交的历史遗物，以此“洗旧日之耻辱，作后人之标准”，“广告朝鲜之独立于世界”。汉城市民踊跃参与，纷纷献纳义捐金。1896年11月21日，独立门工程正式开工，并举行盛大的奠基仪式。它由俄国建筑师士巴津（Середин-Cабатин）设计，韩文和汉文的匾额均由李完用题写。值得一提的是，在独立门的建筑过程中，独立协会还特地雇佣了中国劳工，对此独立协会领导人尹致昊这样解释道：“雇佣中国劳力在曾经象征着对中国事大外交的迎恩门的旧基上建造独立门本身即代表着一种历史的巨大变迁”。

一年后，即1897年11月20日，独立门宣告竣工。此时的朝鲜王朝已经改国号为“大韩帝国”。在修建独立门的同时，独立协会还将慕华馆改建为“独立馆”，作为独立协会的会馆；还在周边的空地上修建独立公园，与独立门、独立馆形成三位一体的建筑群。史料记载独立门落成时的情况：“半岛江山，自白头山至汉拿山，自鸭绿江至洛东江，数千年来所谓事大耻辱一洗净尽。当时情况，人人肩臂欲与独立门争其高，人人胸襟欲与独立馆较其广。”足见独立门的修建对于朝鲜民族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1951年1月4日，抗美援朝时中国人民志愿军攻入汉城独立门。

1963年1月21日，独立门被韩国政府指定为史迹第32号。

1979年进行整修，将独立门移动到原址西北方向70米处。

1984年，韩国KBS电视台曾播出大河剧《独立门》，讲述独立协会时期的故事。

2009年10月28日，西大门独立公园改造工程完成，独立门、独立馆、迎恩门柱础、独立公园、西大门刑务所等历史遗迹构成了一个整体。独立门也开始对一般民众开放。

事大主义（朝鲜语：사대주의）是一种儒家的外交理念和政策，特指1392年—1895年朝鲜王朝对中国明朝和清朝称臣纳贡、积极效仿的政策。“事大”一词出自《孟子》中的“以小事大”一语，后来在中国分裂时期（如五代十国时期）常出现于较弱小国家（如南唐、吴越）对较强大国家（如后周、北宋）的外交文书中。后来被引入朝鲜，成为朝鲜王朝时期对华政策的代名词。朝鲜世宗时，崔万里等上疏称“我朝自祖宗以来， 至诚事大，一遵华制”。而1876年朝鲜开港后主张效忠清王朝，反对日本进入的人则被称为“事大党”。无论是朝鲜古代机构礼曹（相当于中国的礼部）还是近代机构“统理机务衙门”，负责处理对华关系的“事大司”居于各司之首。“事大”一词被广泛应用于朝鲜与中国有关的文书中。

事大主义的形成与传统的华夷秩序有密切的关系。事大主义是儒家一种外交理念，是小国保存自身、应对大国的策略。它发端于东周，广泛存在于古代的儒家文化圈之内。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中亦存在于分裂时期诸政权之间、周边藩国与中央王朝之间。而在朝鲜半岛与中原王朝交往中尤其重要。朝鲜王朝高举事大主义的大旗，诚心事奉中原王朝。政治上它依从儒家礼仪制度，按照明朝的政治制度组织国家，正如朝鲜古书《象院题语》中所说：“虽在海外，三纲五常，中国一般了；敦行孝悌，遵守礼法，刑政法度，依着大明律条行。”外交政策则奉行朝贡之策，思想文化上归依中华文化。所以朝鲜将宗主国中国奉为“天朝”、“中华”，而自称为“小中华”，如《朝鲜王朝实录·成宗实录》称：“吾东方自箕子以来，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风，女有贞正之俗，史称小中华。”。这就是所谓的“小中华思想”，也是事大主义的重要体现之一。 朝鲜正史多以中国年号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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