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August 26, 2019

《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梁思成著

梁思成所著的《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原載於《中國營造學社彙刊》1932年第3卷第2期獨樂寺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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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原文節選:

  一總論
  獨樂寺觀音閣及山門,在我國已發現之古木建築中,固稱最古,且其在建築史上之地位,尤為重要。統和二年為宋太宗之雍熙元年,
  北宋建國之第二十四年耳。上距唐亡僅七十七年,唐代文藝之遺風,尚未全靡;而下距《營造法式》之刊行尚有百十六年。《營造法式》實宋代建築制度完整之記載,而又得倖存至今日者。觀音閣山門,其年代及形制,皆適處唐宋二式之中,實為唐宋間建築形制蛻變之關鍵,至為重要。謂為唐宋間式之過渡式樣可也。
  獨樂寺伽藍之布置,今已無考。隋唐之制,率皆寺分數院,周繞迴廊參閱梁思成《我們所知道的唐代佛寺與宮殿》。今觀音閣山門之間,已無直接聯絡部分;閣前配殿,亦非原物,後部殿宇,更無可觀。自經乾隆重修,建築坐落於東院,寺之規模,便完全更改,原有布置,毫無痕迹。原物之尚存者惟閣及山門。
  觀音閣及山門最大之特徵,而在形制上最重要之點,則為其與敦煌壁畫中所見唐代建築之相似也。壁畫所見殿閣,或單層或重層,檐出如翼,斗栱雄大。而閣及門所呈現象,與清式建築固迥然不同,與宋式亦大異,而與唐式則極相似。
  熟悉敦煌壁畫中凈土圖者,若驟見此閣,必疑身之已入西方極樂世界矣。
  其外觀之所以如是者,非故仿唐形,乃結構制度,仍屬唐式之自然結果。而其結構上最重要部分,則木質之構架——建築之骨幹——是也。
  其構架約略可分為三大部分;柱,斗栱,及梁枋。
  觀音閣之柱,權衡頗肥短,較清式所呈現象為穩固。山門柱徑亦如閣,然較閣柱猶短。至於閣之上中二層,柱雖更短,而徑不改,故知其長與徑,不相牽制,不若清式之有一定比例。此外柱頭削作圓形,柱身微側向內,皆為可注意之特徵。
  斗栱者,中國建築所特有之結構制度也。其功用在梁枋等與柱間之過渡及聯絡,蓋以結構部分而富有裝飾性者。其在中國建築上所佔之地位,猶柱式(order)之於希臘羅馬建築;斗栱之變化,謂為中國建築制度之變化,亦未嘗不可,猶柱式之影響歐洲建築,至為重大。
  唐宋建築之斗栱以結構為主要功用,雄大堅實,莊嚴不苟。明清以後,斗栱漸失其原來功用,日趨弱小纖巧,每每數十攢排列檐下,幾成純粹裝飾品,其退化程度,已陷井底,不復能下矣。觀音閣山門之斗栱,高約柱高一半以上,全高三分之一,較之清式斗栱——合柱高四分或五分之一,全高六分之一者,其輕重自可不言而喻。而其結構,與清式宋式皆不同;而種別之多,尤為後世所不見。蓋古之用斗栱,輒視其機能而異其形制,其結構實為一種有機的,有理的結合。如觀音閣斗栱,或承檐,或承平坐,或承梁枋,或在柱頭,或轉角,或補間,內外上下,各各不同樓閣外周之露台,古稱“平座”。斗栱之在屋角者為“轉角鋪作”,在柱與柱之間者為“補間鋪作”。(——梁思成原注),條理井然。各攢斗栱,皆可作建築邏輯之典型。都凡二十四種,聚於一閣,誠可謂集斗栱之大成者矣!
  觀音閣及山門上樑枋之用法,尚為後世所常見,皆為普通之梁,無複雜之力學作用。其與後世制度最大之區別,乃其橫斷面之比例。梁之載重力,在其高度,而其寬度之影響較小;今科學造梁之制,大略以高二寬一為適宜之比例。按清制高寬為十與八或十二與十之比,其橫斷面幾成正方形。宋《營造法式》所規定,則為三與二之比,較清式合理。而觀音閣及山門(遼式)則皆為二與一之比,與近代方法符合。豈吾儕之科學知識,日見退步耶!
  其在結構方面最大之發現則木材之標準化是也。清式建築,皆以“鬥口”斗栱大斗安栱之口為“鬥口”。(——梁思成原注)
  為單位,凡樑柱之高寬,面闊進深之修廣,皆受鬥口之牽制。制至繁雜,計算至難;其“規矩”對各部分之布置分配,拘束尤甚,致使作者無由發揮其創造能力。
  古制則不然,以觀音閣之大,其用材之制,梁枋不下千百,而大小隻六種。此種極端之標準化,於材料之估價及施工之程序上,皆使工作簡單。結構上重要之特徵也。
  觀音閣天花,亦與清代制度大異。其井口甚小,分布甚密,為後世所不見。而與日本鎌倉時代遺物頗相類似,可相較鑒也。閣與山門之瓦,已非原物。然山門脊飾,與今日所習見之正吻不同。其在唐代,為鰭形之尾,自宋而後,則為吻,二者之蛻變程序,尚無可考。山門鴟尾,其下段已成今所習見之吻,而上段則尚為唐代之尾,雖未可必其為遼原物,亦必為明以前按原物仿造,亦可見過渡形制之一般。磚牆下部之裙肩,頗為低矮,只及清式之半,其所呈現象,至為奇特。山西北部遼物亦多如是,蓋亦其特徵之一也。
  觀音閣中之十一面觀音像,亦統和重塑,尚具唐風,其兩傍侍立菩薩,與盛唐造像尤相似,亦雕塑史中之重要遺例也。
  薊縣在北平之東百八十里。漢屬漁陽郡,唐開元間,始置薊州。五代石晉,割以賂遼,其地遂不復歸中國。金曾以薊一度遣宋,不數年而復取之。宋元明以來,屢為華狄衝突之地;軍事重鎮,而北京之拱衛也。薊城地處盤山之麓。盤山乃歷代詩人歌詠之題,風景幽美,為薊城天然之背景。薊既為古來重鎮,其建置至為周全,學宮衙署,僧寺道院,莫不齊備。而千數百年來,為薊民宗教生活之中心者,則獨樂寺也。寺在城西門內,中有高閣,高出城表,自城外十餘里之遙,已可望見。每屆廢歷三月中,寺例有廟會之舉,縣境居民,百數十里跋涉,參加盛會,以期“帶福還家”。其在薊民心目中,實為無上聖地,如是者已數百年,薊縣耆老亦莫知其始自何年也。獨樂寺雖為薊縣名剎,而寺史則殊渺茫,其緣始無可考。與薊人談,咸以寺之古遠相告;而耆老縉紳,則或謂屋脊小亭內碑文有“貞觀十年建”字樣,或謂為“尉遲敬德監修”數字,或將二說合而為一,謂為“貞觀十年尉遲敬德監修”者,不一而足。“敬德監修”,已成我國匠人歷代之口頭神話,無論任何建築物,彼若認為久遠者,概稱“敬德監修”。至於“貞觀十年”,只是傳說,無人目睹,亦未見諸傳記。即使此二者俱屬事實,亦只為寺創建之時,或其歷史中之一段。至於今日尚存之觀音閣及山門,則絕非唐構也。
  薊人又謂:獨樂寺為安祿山誓師之地。“獨樂”之名,亦祿山所命,蓋祿山思獨樂而不與民同樂,故爾命名雲。薊城西北,有獨樂水,為境內名川之一,不知寺以水名,抑水以寺名,抑二者皆為祿山命名也。
  寺之創立,至遲亦在唐初。《日下舊聞考》引《盤山志》雲同治十一年李氏刻本《盤山志》無此段。(——梁思成原注):
  
  獨樂寺不知創自何代,至遼時重修。有翰林院學士承旨劉成碑。統和四年孟夏立石,其文曰:“故尚父秦王請談真大師入獨樂寺,修觀音閣。以統和二年冬十月再建,上下兩級,東西五間,南北八架大閣一所。重塑十一面觀音菩薩像。”
  自統和上溯至唐初三百餘年耳。唐代為我國歷史上佛教最昌盛時代;寺像之修建供養極為繁多,而對於佛教之保護,必甚周密。在彼適宜之環境之下,木質建築,壽至少可數百年。殆經五代之亂,寺漸傾頹,至統和(北宋初)適為須要重修之時。故在統和以前,寺至少已有三百年以上之歷史,殆屬可能。

  劉成碑今已無可考,而劉成其人者,亦未見經傳。尚父秦王者,耶律奴瓜也查遼史,統和四年碑上提到的“故尚父秦王”應是韓匡嗣,而不是開泰初(公元1012—1021年)始加尚父的耶律奴瓜。(——莫宗江注)。按遼史本傳,奴瓜為太祖異母弟南府宰相蘇之孫,“有膂力,善調鷹隼”,蓋一介武夫。統和四年始建軍功。六年敗宋游兵於定州,二十一年伐宋,擒王繼忠於望都。當時前線乃在河北省南部一帶,薊州較北,已為遼內地,故有此建置,而奴瓜乃當時再建觀音閣之主動者也。
  談真大師,亦無可考,蓋當時高僧而為宗室所賞識或敬重者。觀音閣之再建,是在其監督之下施工者也。
  統和二年,即宋太宗雍熙元年,公元984年也。閣之再建,實在北宋初年。《營造法式》為我國最古營造術書,亦為研究宋代建築之惟一著述,初刊於宋哲宗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營造法式》初刊於宋崇寧二年(公元1103年)。(——莫宗江注),上距閣之再建,已百十六年。而統和二年,上距唐亡(昭宣帝天佑四年,公元907年)僅七十七年。以年月論,距唐末尚近於法式刊行之年。且地處邊境,在地理上與中原較隔絕。在唐代地屬中國,其文化自直接受中原影響,五代以後,地屬夷狄,中國原有文化,固自保守,然在中原若有新文化之產生,則所受影響,必因當時政治界限而隔阻,故愚以為在觀音閣再建之時,中原建築若已有新變動之發生,在薊北未必受其影響,而保存唐代特徵亦必較多。如觀音閣者,實唐宋二代間建築之過渡形式,而研究上重要之關鍵也。
  閣之形式,確如碑所載,“上下兩級,東西五間,南北八架”。閣實為三級,但中層為暗層,如西式之Mezzanine。故主要層為兩級,暗層自外不見。南北八架雲者,按今式稱為九架,蓋謂九檁而椽分八段也。
  自統和以後,歷代修茸,可考者只四次,皆在明末以後。元明間必有修茸,然無可考。
  萬曆間,戶部郎中王於陛重修之,有《獨樂大悲閣記》,謂:……其載修則統和已酉也。經今久圮,二三信士謀所以為繕葺計;前餉部柯公《薊州志》。柯維蓁,萬曆中任是職,王於陛之前任。(——梁思成原注),實倡其事,感而興起者,殆不乏焉。柯公以遷秩行,予繼其後,既經時,塗暨之業斯竟。因贍禮大士,下睹金碧輝映,其法身莊嚴鉅麗,圍抱不易盡,相傳以為就刻一大樹雲。
  按康熙《朝邑縣後志》:王於陛,字啟宸,萬曆丁未進士。以二甲授戶部主事,升郎中,督餉薊州。丁未為萬曆二十五年(公元1595年)。其在薊時期,當在是年以後,故其修葺獨樂寺,當在萬曆後期。其所謂重修,亦限於油飾彩畫,故云“金碧輝映,莊嚴鉅麗”,於寺閣之結構無所更改也。明清之交,薊城被屠三次,相傳全城人民,集中獨樂寺及塔下寺,抵死保護,故城雖屠,而寺無恙,此亦足以表示薊人對寺之愛護也。
  王於陛修葺以後六十餘年,王弘祚復修之。弘祚以崇禎十四年(公元1614年)“自盤陰來牧漁陽”。入清以後,官戶部尚書,順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晉秩司農,奉使黃花山,路過是州,追隨大學士宗伯菊潭胡公來寺少憩焉。風景不殊,而人民非故;台砌傾圮,而廟貌徒存。……寺僧春山游來,訊予(弘祚)曰,‘是召棠冠社之所憑也,忍以草萊委諸?’予唯唯,為之捐資而倡首焉。一時賢士大夫欣然樂輸,而州牧胡君《薊州志》。胡國佐,三韓人。修學宮西廡戟門,有記。升湖廣德安府同知,去任之日,民攀轅號泣,送不忍舍,蓋德政有以及人也。(——梁思成原注),毅然勸助,共襄盛舉。未幾,其徒妙乘以成功告,且曰寶閣配殿,及天王殿山門,皆煥然聿新矣”(《修獨樂寺記》)。
  此入清以後第一次修葺也。其倡首者王弘祚,而“州牧胡君”助之。當其事者則春山妙乘。所修則寶閣配殿,及天王殿山門也。讀上記,天王殿山門,似為二建築物然者,然實則一,蓋以山門而置天王者也。以地勢而論,今山門迫臨西街,前無空地,後距觀音閣亦只七八丈,其間斷不容更一建築物之加入,故“天王殿山門”者,實一物也。
  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於寺內東偏……建立坐落,並於寺前改立柵欄照壁,巍然改觀”(《薊州沈志》卷三)。是殆為寺平面布置上極大之更改。蓋在此以前,寺之布置,自山門至閣後,必周以迴廊,如唐代遺制。高宗於“寺內東偏”建立坐落,“則寺內東偏”原有之建築,必被拆毀。不惟如是,於“西偏”亦有同時代建立之建築,故寺原有之東西廊,殆於此時改變,而成今日之規模。“巍然改觀”,不惟在“柵欄照壁”也。
  乾隆重修於寺上最大之更動,除平面之布置外,厥惟觀音閣四角檐下所加柱,及若干部分之“清式化”。閣出檐甚遠,七百餘年,已向下傾圮,故四角柱之增加,為必要之補救法,閣之得以保存,惟此是賴。關於此次重修,尚有神話一段。薊縣老紳告予,當乾隆重修之時,工人休息用膳,有老者至,工人享以食。問味何如,老者曰:“鹽短,鹽短!”蓋魯班降世,而以上檐改短為不然,故曰“檐短”雲。按今全部權衡,上檐與下檐檐出,長短適宜,調諧悅目,檐短之說,不敢與魯班贊同。至於其他“清式化”部分,如山花板、博脊及山門雀替之添造,門窗扇之修改,內檐柱頭枋間之填塞,皆將於各章分別論之。
  高宗生逢盛世,正有清鼎定之後,國裕民安,府庫充實;且性嗜美術,好游名山大川。凡其足跡所至,必重修寺觀,立碑自耀。唐宋
  古建築遺物之毀於其“重修”者,不知凡幾,京畿一帶,受創尤甚。而獨樂寺竟能經“寺內東偏”坐落之建立,觀音閣山門尚僥倖得免,亦中國建築史之萬幸也。
  光緒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兩宮迴鑾”之後,有謁陵清東陵,在薊東遵化縣境。(——梁思成原注)盛典,道出薊州。獨樂寺因為坐落之所在,於是復加修葺粉飾。此為最後一次之重修,然多限於油漆彩畫等外表之點綴。骨幹構架,仍未更改。今日所見之外觀,即光緒重修以後之物。
  有清一代,因坐落之關係,獨樂寺遂成禁地,廟會盛典,皆於寺前舉行。平時寺內非平民所得入,至清末遂有竊賊潛居閣頂之軼事。賊犯案年余,無法查獲,終破案於觀音閣上層天花之上;相傳其中布置極為完善,竟然一安樂窩。其上下之道,則在東梢間柱間攀上,摩擦油膩,尚有黑光,至今猶見。鼎革以後,寺復歸還於民眾,一時香火極盛。民國六年,始撥西院為師範學校。十三年,陝軍來薊,駐於獨樂寺,是為寺內駐軍之始。十六年,駐本縣保安隊,始毀裝修。十七年春,駐孫殿英部軍隊,十八年春始去。此一年中,破壞最甚。然較之同時東陵盜陵案,則吾儕不得不慶獨樂寺所受孫部之特別優待也。
  北伐成功以後,薊縣黨部成立,一時破除迷信之聲,甚囂塵上,於是黨委中有倡議拍賣獨樂寺者。全薊人民,嘩然反對,幸未實現。不然,此千年國寶,又將犧牲於“破除迷信”美名之下矣。
  民國二十年,全寺撥為薊縣鄉村師範學校,閣,山門,並東西院坐落歸焉。東西院及後部正殿,皆改為校舍,而觀音閣山門,則保存未動。南面柵欄部分,圍以土牆,於是無業游民,不復得對寺加以無聊之塗抹撕拆。現任學校當局諸君,對於建築,保護備至。觀音閣山門十餘年來,備受災難,今歸學校管理,可謂漸入小康時期,然社會及政府之保護,猶為亟不容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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