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梁思成著

梁思成所著的《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原載於《中國營造學社彙刊》1932年第3卷第2期獨樂寺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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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原文節選：

　　一總論
　　獨樂寺觀音閣及山門，在我國已發現之古木建築中，固稱最古，且其在建築史上之地位，尤為重要。統和二年為宋太宗之雍熙元年，
　　北宋建國之第二十四年耳。上距唐亡僅七十七年，唐代文藝之遺風，尚未全靡；而下距《營造法式》之刊行尚有百十六年。《營造法式》實宋代建築制度完整之記載，而又得倖存至今日者。觀音閣山門，其年代及形制，皆適處唐宋二式之中，實為唐宋間建築形制蛻變之關鍵，至為重要。謂為唐宋間式之過渡式樣可也。
　　獨樂寺伽藍之布置，今已無考。隋唐之制，率皆寺分數院，周繞迴廊參閱梁思成《我們所知道的唐代佛寺與宮殿》。今觀音閣山門之間，已無直接聯絡部分；閣前配殿，亦非原物，後部殿宇，更無可觀。自經乾隆重修，建築坐落於東院，寺之規模，便完全更改，原有布置，毫無痕迹。原物之尚存者惟閣及山門。
　　觀音閣及山門最大之特徵，而在形制上最重要之點，則為其與敦煌壁畫中所見唐代建築之相似也。壁畫所見殿閣，或單層或重層，檐出如翼，斗栱雄大。而閣及門所呈現象，與清式建築固迥然不同，與宋式亦大異，而與唐式則極相似。
　　熟悉敦煌壁畫中凈土圖者，若驟見此閣，必疑身之已入西方極樂世界矣。
　　其外觀之所以如是者，非故仿唐形，乃結構制度，仍屬唐式之自然結果。而其結構上最重要部分，則木質之構架——建築之骨幹——是也。
　　其構架約略可分為三大部分；柱，斗栱，及梁枋。
　　觀音閣之柱，權衡頗肥短，較清式所呈現象為穩固。山門柱徑亦如閣，然較閣柱猶短。至於閣之上中二層，柱雖更短，而徑不改，故知其長與徑，不相牽制，不若清式之有一定比例。此外柱頭削作圓形，柱身微側向內，皆為可注意之特徵。
　　斗栱者，中國建築所特有之結構制度也。其功用在梁枋等與柱間之過渡及聯絡，蓋以結構部分而富有裝飾性者。其在中國建築上所佔之地位，猶柱式(order)之於希臘羅馬建築；斗栱之變化，謂為中國建築制度之變化，亦未嘗不可，猶柱式之影響歐洲建築，至為重大。
　　唐宋建築之斗栱以結構為主要功用，雄大堅實，莊嚴不苟。明清以後，斗栱漸失其原來功用，日趨弱小纖巧，每每數十攢排列檐下，幾成純粹裝飾品，其退化程度，已陷井底，不復能下矣。觀音閣山門之斗栱，高約柱高一半以上，全高三分之一，較之清式斗栱——合柱高四分或五分之一，全高六分之一者，其輕重自可不言而喻。而其結構，與清式宋式皆不同；而種別之多，尤為後世所不見。蓋古之用斗栱，輒視其機能而異其形制，其結構實為一種有機的，有理的結合。如觀音閣斗栱，或承檐，或承平坐，或承梁枋，或在柱頭，或轉角，或補間，內外上下，各各不同樓閣外周之露台，古稱“平座”。斗栱之在屋角者為“轉角鋪作”，在柱與柱之間者為“補間鋪作”。（——梁思成原注），條理井然。各攢斗栱，皆可作建築邏輯之典型。都凡二十四種，聚於一閣，誠可謂集斗栱之大成者矣!
　　觀音閣及山門上樑枋之用法，尚為後世所常見，皆為普通之梁，無複雜之力學作用。其與後世制度最大之區別，乃其橫斷面之比例。梁之載重力，在其高度，而其寬度之影響較小；今科學造梁之制，大略以高二寬一為適宜之比例。按清制高寬為十與八或十二與十之比，其橫斷面幾成正方形。宋《營造法式》所規定，則為三與二之比，較清式合理。而觀音閣及山門(遼式)則皆為二與一之比，與近代方法符合。豈吾儕之科學知識，日見退步耶!
　　其在結構方面最大之發現則木材之標準化是也。清式建築，皆以“鬥口”斗栱大斗安栱之口為“鬥口”。（——梁思成原注）
　　為單位，凡樑柱之高寬，面闊進深之修廣，皆受鬥口之牽制。制至繁雜，計算至難；其“規矩”對各部分之布置分配，拘束尤甚，致使作者無由發揮其創造能力。
　　古制則不然，以觀音閣之大，其用材之制，梁枋不下千百，而大小隻六種。此種極端之標準化，於材料之估價及施工之程序上，皆使工作簡單。結構上重要之特徵也。
　　觀音閣天花，亦與清代制度大異。其井口甚小，分布甚密，為後世所不見。而與日本鎌倉時代遺物頗相類似，可相較鑒也。閣與山門之瓦，已非原物。然山門脊飾，與今日所習見之正吻不同。其在唐代，為鰭形之尾，自宋而後，則為吻，二者之蛻變程序，尚無可考。山門鴟尾，其下段已成今所習見之吻，而上段則尚為唐代之尾，雖未可必其為遼原物，亦必為明以前按原物仿造，亦可見過渡形制之一般。磚牆下部之裙肩，頗為低矮，只及清式之半，其所呈現象，至為奇特。山西北部遼物亦多如是，蓋亦其特徵之一也。
　　觀音閣中之十一面觀音像，亦統和重塑，尚具唐風，其兩傍侍立菩薩，與盛唐造像尤相似，亦雕塑史中之重要遺例也。
　　薊縣在北平之東百八十里。漢屬漁陽郡，唐開元間，始置薊州。五代石晉，割以賂遼，其地遂不復歸中國。金曾以薊一度遣宋，不數年而復取之。宋元明以來，屢為華狄衝突之地；軍事重鎮，而北京之拱衛也。薊城地處盤山之麓。盤山乃歷代詩人歌詠之題，風景幽美，為薊城天然之背景。薊既為古來重鎮，其建置至為周全，學宮衙署，僧寺道院，莫不齊備。而千數百年來，為薊民宗教生活之中心者，則獨樂寺也。寺在城西門內，中有高閣，高出城表，自城外十餘里之遙，已可望見。每屆廢歷三月中，寺例有廟會之舉，縣境居民，百數十里跋涉，參加盛會，以期“帶福還家”。其在薊民心目中，實為無上聖地，如是者已數百年，薊縣耆老亦莫知其始自何年也。獨樂寺雖為薊縣名剎，而寺史則殊渺茫，其緣始無可考。與薊人談，咸以寺之古遠相告；而耆老縉紳，則或謂屋脊小亭內碑文有“貞觀十年建”字樣，或謂為“尉遲敬德監修”數字，或將二說合而為一，謂為“貞觀十年尉遲敬德監修”者，不一而足。“敬德監修”，已成我國匠人歷代之口頭神話，無論任何建築物，彼若認為久遠者，概稱“敬德監修”。至於“貞觀十年”，只是傳說，無人目睹，亦未見諸傳記。即使此二者俱屬事實，亦只為寺創建之時，或其歷史中之一段。至於今日尚存之觀音閣及山門，則絕非唐構也。
　　薊人又謂：獨樂寺為安祿山誓師之地。“獨樂”之名，亦祿山所命，蓋祿山思獨樂而不與民同樂，故爾命名雲。薊城西北，有獨樂水，為境內名川之一，不知寺以水名，抑水以寺名，抑二者皆為祿山命名也。
　　寺之創立，至遲亦在唐初。《日下舊聞考》引《盤山志》雲同治十一年李氏刻本《盤山志》無此段。（——梁思成原注）：
　　
　　獨樂寺不知創自何代，至遼時重修。有翰林院學士承旨劉成碑。統和四年孟夏立石，其文曰：“故尚父秦王請談真大師入獨樂寺，修觀音閣。以統和二年冬十月再建，上下兩級，東西五間，南北八架大閣一所。重塑十一面觀音菩薩像。”
　　自統和上溯至唐初三百餘年耳。唐代為我國歷史上佛教最昌盛時代；寺像之修建供養極為繁多，而對於佛教之保護，必甚周密。在彼適宜之環境之下，木質建築，壽至少可數百年。殆經五代之亂，寺漸傾頹，至統和(北宋初)適為須要重修之時。故在統和以前，寺至少已有三百年以上之歷史，殆屬可能。

　　劉成碑今已無可考，而劉成其人者，亦未見經傳。尚父秦王者，耶律奴瓜也查遼史，統和四年碑上提到的“故尚父秦王”應是韓匡嗣，而不是開泰初(公元1012—1021年)始加尚父的耶律奴瓜。（——莫宗江注）。按遼史本傳，奴瓜為太祖異母弟南府宰相蘇之孫，“有膂力，善調鷹隼”，蓋一介武夫。統和四年始建軍功。六年敗宋游兵於定州，二十一年伐宋，擒王繼忠於望都。當時前線乃在河北省南部一帶，薊州較北，已為遼內地，故有此建置，而奴瓜乃當時再建觀音閣之主動者也。
　　談真大師，亦無可考，蓋當時高僧而為宗室所賞識或敬重者。觀音閣之再建，是在其監督之下施工者也。
　　統和二年，即宋太宗雍熙元年，公元984年也。閣之再建，實在北宋初年。《營造法式》為我國最古營造術書，亦為研究宋代建築之惟一著述，初刊於宋哲宗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營造法式》初刊於宋崇寧二年(公元1103年)。（——莫宗江注），上距閣之再建，已百十六年。而統和二年，上距唐亡(昭宣帝天佑四年，公元907年)僅七十七年。以年月論，距唐末尚近於法式刊行之年。且地處邊境，在地理上與中原較隔絕。在唐代地屬中國，其文化自直接受中原影響，五代以後，地屬夷狄，中國原有文化，固自保守，然在中原若有新文化之產生，則所受影響，必因當時政治界限而隔阻，故愚以為在觀音閣再建之時，中原建築若已有新變動之發生，在薊北未必受其影響，而保存唐代特徵亦必較多。如觀音閣者，實唐宋二代間建築之過渡形式，而研究上重要之關鍵也。
　　閣之形式，確如碑所載，“上下兩級，東西五間，南北八架”。閣實為三級，但中層為暗層，如西式之Mezzanine。故主要層為兩級，暗層自外不見。南北八架雲者，按今式稱為九架，蓋謂九檁而椽分八段也。
　　自統和以後，歷代修茸，可考者只四次，皆在明末以後。元明間必有修茸，然無可考。
　　萬曆間，戶部郎中王於陛重修之，有《獨樂大悲閣記》，謂：……其載修則統和已酉也。經今久圮，二三信士謀所以為繕葺計；前餉部柯公《薊州志》。柯維蓁，萬曆中任是職，王於陛之前任。（——梁思成原注），實倡其事，感而興起者，殆不乏焉。柯公以遷秩行，予繼其後，既經時，塗暨之業斯竟。因贍禮大士，下睹金碧輝映，其法身莊嚴鉅麗，圍抱不易盡，相傳以為就刻一大樹雲。
　　按康熙《朝邑縣後志》：王於陛，字啟宸，萬曆丁未進士。以二甲授戶部主事，升郎中，督餉薊州。丁未為萬曆二十五年(公元1595年)。其在薊時期，當在是年以後，故其修葺獨樂寺，當在萬曆後期。其所謂重修，亦限於油飾彩畫，故云“金碧輝映，莊嚴鉅麗”，於寺閣之結構無所更改也。明清之交，薊城被屠三次，相傳全城人民，集中獨樂寺及塔下寺，抵死保護，故城雖屠，而寺無恙，此亦足以表示薊人對寺之愛護也。
　　王於陛修葺以後六十餘年，王弘祚復修之。弘祚以崇禎十四年(公元1614年)“自盤陰來牧漁陽”。入清以後，官戶部尚書，順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晉秩司農，奉使黃花山，路過是州，追隨大學士宗伯菊潭胡公來寺少憩焉。風景不殊，而人民非故；台砌傾圮，而廟貌徒存。……寺僧春山游來，訊予(弘祚)曰，‘是召棠冠社之所憑也，忍以草萊委諸?’予唯唯，為之捐資而倡首焉。一時賢士大夫欣然樂輸，而州牧胡君《薊州志》。胡國佐，三韓人。修學宮西廡戟門，有記。升湖廣德安府同知，去任之日，民攀轅號泣，送不忍舍，蓋德政有以及人也。（——梁思成原注），毅然勸助，共襄盛舉。未幾，其徒妙乘以成功告，且曰寶閣配殿，及天王殿山門，皆煥然聿新矣”(《修獨樂寺記》)。
　　此入清以後第一次修葺也。其倡首者王弘祚，而“州牧胡君”助之。當其事者則春山妙乘。所修則寶閣配殿，及天王殿山門也。讀上記，天王殿山門，似為二建築物然者，然實則一，蓋以山門而置天王者也。以地勢而論，今山門迫臨西街，前無空地，後距觀音閣亦只七八丈，其間斷不容更一建築物之加入，故“天王殿山門”者，實一物也。
　　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於寺內東偏……建立坐落，並於寺前改立柵欄照壁，巍然改觀”(《薊州沈志》卷三)。是殆為寺平面布置上極大之更改。蓋在此以前，寺之布置，自山門至閣後，必周以迴廊，如唐代遺制。高宗於“寺內東偏”建立坐落，“則寺內東偏”原有之建築，必被拆毀。不惟如是，於“西偏”亦有同時代建立之建築，故寺原有之東西廊，殆於此時改變，而成今日之規模。“巍然改觀”，不惟在“柵欄照壁”也。
　　乾隆重修於寺上最大之更動，除平面之布置外，厥惟觀音閣四角檐下所加柱，及若干部分之“清式化”。閣出檐甚遠，七百餘年，已向下傾圮，故四角柱之增加，為必要之補救法，閣之得以保存，惟此是賴。關於此次重修，尚有神話一段。薊縣老紳告予，當乾隆重修之時，工人休息用膳，有老者至，工人享以食。問味何如，老者曰：“鹽短，鹽短！”蓋魯班降世，而以上檐改短為不然，故曰“檐短”雲。按今全部權衡，上檐與下檐檐出，長短適宜，調諧悅目，檐短之說，不敢與魯班贊同。至於其他“清式化”部分，如山花板、博脊及山門雀替之添造，門窗扇之修改，內檐柱頭枋間之填塞，皆將於各章分別論之。
　　高宗生逢盛世，正有清鼎定之後，國裕民安，府庫充實；且性嗜美術，好游名山大川。凡其足跡所至，必重修寺觀，立碑自耀。唐宋
　　古建築遺物之毀於其“重修”者，不知凡幾，京畿一帶，受創尤甚。而獨樂寺竟能經“寺內東偏”坐落之建立，觀音閣山門尚僥倖得免，亦中國建築史之萬幸也。
　　光緒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兩宮迴鑾”之後，有謁陵清東陵，在薊東遵化縣境。(——梁思成原注)盛典，道出薊州。獨樂寺因為坐落之所在，於是復加修葺粉飾。此為最後一次之重修，然多限於油漆彩畫等外表之點綴。骨幹構架，仍未更改。今日所見之外觀，即光緒重修以後之物。
　　有清一代，因坐落之關係，獨樂寺遂成禁地，廟會盛典，皆於寺前舉行。平時寺內非平民所得入，至清末遂有竊賊潛居閣頂之軼事。賊犯案年余，無法查獲，終破案於觀音閣上層天花之上；相傳其中布置極為完善，竟然一安樂窩。其上下之道，則在東梢間柱間攀上，摩擦油膩,尚有黑光，至今猶見。鼎革以後，寺復歸還於民眾，一時香火極盛。民國六年，始撥西院為師範學校。十三年，陝軍來薊，駐於獨樂寺，是為寺內駐軍之始。十六年，駐本縣保安隊，始毀裝修。十七年春，駐孫殿英部軍隊，十八年春始去。此一年中，破壞最甚。然較之同時東陵盜陵案，則吾儕不得不慶獨樂寺所受孫部之特別優待也。
　　北伐成功以後，薊縣黨部成立，一時破除迷信之聲，甚囂塵上，於是黨委中有倡議拍賣獨樂寺者。全薊人民，嘩然反對，幸未實現。不然，此千年國寶，又將犧牲於“破除迷信”美名之下矣。
　　民國二十年，全寺撥為薊縣鄉村師範學校，閣，山門，並東西院坐落歸焉。東西院及後部正殿，皆改為校舍，而觀音閣山門，則保存未動。南面柵欄部分，圍以土牆，於是無業游民，不復得對寺加以無聊之塗抹撕拆。現任學校當局諸君，對於建築，保護備至。觀音閣山門十餘年來，備受災難，今歸學校管理，可謂漸入小康時期，然社會及政府之保護，猶為亟不容緩也。